生活中社会惯习无处不在,对惯习的研究是值得并且有趣的。安德雷·马默对社会惯习进行了研究,他在前人研究惯习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深入地阐述了社会惯习的相关问题。他重新定义了惯习,他认为惯习可以简单概括为是人们有理由遵循的、具有拘束力的任意性规范。他指出惯习的性质主要表现为任意性;其具体构成既包括横向分类上的协调性惯习和建构性惯习,又包括纵向上的表层惯习和深层惯习。马默认为存在不止一种类型的社会惯习,因此他提出了除了协调性惯习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惯习类型,构建性惯习。协调性惯习是能够解决某种反复出现的协作问题的惯习,建构性惯习则是能够解决除了协作之外的社会实践建构问题的建构性惯习。马默认为不仅有表层惯习,还有更深层面的惯习,在他的理论中,深层惯习往往是决定某种实践是什么的背景性规范,表层惯习则是将深层惯习具体呈现出具体实例的规范。建构性惯习和深层惯习这两种惯习是他理论的独特之处,也在他的惯习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惯习和道德的关系上马默也有所研究,他试图去分析道德惯习这种类型的惯习是否存在以及具有什么价值。他认为道德和惯习虽然没有非常大的联系,道德一般也不是惯习性的,但是会存在某些惯习在一定意义上是道德惯习,这种惯习兼具道德对行为要求的功能和道德价值,但这类道德惯习的作用比较弱化,数量也较为稀少,整体上作用并不大。在法律领域中,马默认为作为赋予法律效力来源的承认规则是社会惯习,并且是建构性惯习,法律领域中也存在着深层惯习即法律体系。作为表层惯习的承认规则和法系这种深层惯习共同构成了法律的概念。大卫·刘易斯的惯习理论主要内容是协作惯习,马默在刘易斯的协作惯习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建构性惯习的设想。马默认同哈特对承认规则是惯习性规则这种解释,他认为用惯习性的承认规则可以解释法律效力的来源问题,但是他认为承认规则是建构性惯习而不是协调性惯习。拉兹认为法律规则有效性的来源是社会事实和权威,马默则认为法规则的效力来源是承认规则,是一种司法惯习。科尔曼对惯习主义的承认规则的解释是以一种协调性惯习的角度进行的,而马默则是用建构性惯习的理论论证承认规则存在的正确性。马默提出的建构性惯习的设想成为了十分具有争议性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建构性惯习不是惯习,也不存在建构性惯习和协调性惯习的分类。马默认为,这些质疑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的,建构性惯习并不是像协调性惯习那样解决单个行为,而是建构一个活动,也不能因为任意性存在边际情形就否认建构性惯习的任意性。承认规则能够赋予具体法律规则有效性,承认规则是惯习的解释也具有正确性。在马默的惯习理论应用在法律领域中,用建构性惯习来解释承认规则更具有说服力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