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研究新时期文论与美学中的科学主义(1978-1989)。全文由导论、正文四章、结论和参考文献组成。导论交代论文的选题意义和文献综述，还有创新点、研究对象和论文思路。　　第一章“新时期中国文论与美学中的科学主义背景重构”，系统梳理新时期文论与美学中的科学主义潮流的西方背景和“五四”渊源，发现存在两方面情形：一方面，西方哲学经历了认识论和语言论的转向，科学主义美学和文论也发生了从追求“真实”到文本客观性的转变，与之相应，中国新时期美学与文论受科学主义影响，也有着相似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在五四时期，随着从英美式的经验论科学观到苏联式唯物论科学观两种科学主义的转换，中国现代知识文化从统一的科学世界观中初步分化出科学的、道德的与审美的三种文化行动体系。这一分化要在新时期才能最终完成。　　第二章“科学作为文艺研究思维”，考察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不同的科学政策对文艺研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表现为钱学森这位建国后最著名的科学家对文艺研究思维的重视。从“红”大于“专”到“专”大于“红”的国家科学政策的转变深刻地影响着新时期文论与美学界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看法，文革之后更宽松的文艺政策也鼓舞了知识分子对文艺研究进行新的探索的勇气。随着科学地位的快速飙升，学术界唯科学理论的最新发展马首是瞻，钱学森积极介入到文艺界的“形象思维”讨论中，并在将这一讨论转向对于思维研究的重视从而走向“三论”热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三章“科学作为文艺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文艺研究中的“方法论热”之从社会科学研究界的“预热”到文论中的热潮翻涌，发现由于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引介，文学理论界的“方法论热”在借着“三论”东风而发起对旧文艺体系的革新之际，也无可避免地表现出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过的一些特点和困境。由此，这种掺杂着中一西对立的横轴与传统一现代的纵轴的西方两种现代性争论，呈现出中国在走向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遭遇。从五四时期“科玄之争”后道德从“科学”(英美式的)中分离，到新时期的科学与人文之争中人文学科从“科学”(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中脱离，20世纪初发端的中国现代性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基本完成，这也为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文学理论的本体化和专业化奠定基础。　　第四章“科学作为文艺研究模式”，认为在西方科学思想中对“价值”与“事实”领域的划分后形成的价值无涉说必然导向对文学本质的探讨，这也应和着西方美学的“语言论”转向。从“新批评”到“叙事学”，科学主义最终进入文论研究的内部，塑造了新的学科专业品格。　　结语总结科学主义对文艺学学科自主性建立的阻碍与助益，并对这个由外而内的影响过程所体现出的国人对现代性的不同想象进行了初步梳理。认为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争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虽然科学主义一度占据上风，但人文主义在中国有更深厚的历史心理根基。中国并没有过西方式、“真理式”、“客观化”、纯粹的科学主义文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