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经济学说和其经济制度，奠基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社会和个人主义。上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西方合作经济学说也被视为是一种“在经济学中寻找”中国社会变迁“终极原因”的思潮而引介到中国。而且，其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民生主义相交融，终使合作经济制度成为实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一种工具理性而得以扩散。与之同时，在合作经济制度本土化的过程中，合作经济学界也出现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争论：如在推进路线上的自下而上的“合作运动”与由上而下的“合作政策”的争论，和对合作社发展模式的探索。前者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的“内生型”合作理念与国家本位的“外生型”合作意识之间的歧见；后者则是对合作社性质的定位，即合作社究竟应当是一种实现生产管理的组织化的组织，还是为实现成员利益的组织化的一种组织。从质上言，这些争论的深层原因不外乎是西方的合作理论及合作经济制度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问题。 在上述基础之上，一方面人们对合作金融制度建设进行了探讨，呼吁扭转合作社运营资金上依赖于商资银行的外源资本供给机制，增大合作社自有资金，确立一套合理化的合作金融体系，以使合作经济的进展，最后抵达于自有、自营、自享之境界。另一方面又对合作社的发展运行机制包括合作社组织的法人治理制度和合作社经营目标的实现机制做出了思考，民主管理、进行合作教育乃至于实施考成制度，成为合作社组织内聚力形成的制度根源和思想资源。 然在事实上，从当时人们的合作经济思想演化的内在逻辑上看，他们也只是想把西方市民社会中既成的模式一合作经济制度直接地“嫁接”到中国“乡民社会”之上，这一缺少与之相应的制度运行环境，无可置疑地就造成了理论与社会现实及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带来了合作经济理念与“依附性”社会的二律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