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艺批评总体上说是以儒家为主,以道家为辅;而这种占主导的儒家文艺观实际上很多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后来的文艺思想家只是对其中的一些思想不断加以继承和强化而已。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也是儒家文艺思想的奠基人,他的文艺思想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荀子是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对孔子的文艺思想有继承,更有开拓和发展,最终奠定了封建时代的传统文艺观。就其文学思想的实际影响而言实不在孔子之下,本文对此将作必要之阐释和发明。本文在结构上一共三章。第一章“关于文艺载体——言的论述”,主要讲述《荀子》中言与物、与意的关系。关于言的论述是一切文艺观的起点,也是本文的逻辑起点。今天的文艺观普遍认为,言是意的载体,可以充分表达人的内心情志,它将对外物的性质、内涵作出相应的规定和表达。然而在先秦关于言与物和意的关系却有两种截然相反看法。道家认为“道不可言”、“言不尽意”、“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要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要“得意忘言”,所以《老子》五千言,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儒家认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并力倡“立言”,讲究“言传身教”,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进而提出“不以人废言”。孔子的文艺观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政教功用性,比如关于《诗经》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对;虽多,亦奚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涉及到了言和物的关系,但关于认识主体的作用,尤其是主体的“意”未被充分认识。在本文的第一节中我们将论述荀子是如何“循名责实”,以做到“指称与世界”之间的统一,将详细展开荀子“外物——感官——名实”之间的认识思路。由此将推导出荀子的两个肯定性命题:第一,人可以感知外物;第二,语言可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知。于是上升到文论的高度,又将推导出荀子的另两个肯定性命题:第一,既然他主张人可以感知外物,那么在创作时他就不会像老庄主张的“心斋”和“坐忘”那样摒弃主体的作用,而是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第二,既然在言意关系上他肯定言可以尽意,在创作上就会尽力去开掘语言的表意、表达功能。沿着第一节的思路,在第二节将探讨荀子对语言的要求。简而言之,荀子要求:第一,语言要准确。这里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语言要按照循名责实的要求,做到能如实反映事物;第二个层次就是,在反映外物之外,要求“言”能跟随人们所经历的复杂外部环境的改变和情绪的变化,准确地传达出主体的内在情绪。第二个要求,就是语言要真实,力避怪诞。第二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一节“文艺本质论”主要阐释荀子“主情”思想及其影响。对文艺本质的认识一般都是从探索文艺起源入手的。关于文艺的起源,西方有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而《尚书·尧典》“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可以算是我国在这种理论方面的初步表述。中国古代关于文艺起源的认识比较著名的是汉代的“物感说”。之后,陆机的《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序》都有相关的论述,但都把文之起归于物之感,而荀子《乐论》把乐的产生,不归于外物的作用,直接归于人之心、人之情,认为乐是“人情之所不免”、“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实际上等于提出了文艺方面的“主情说”,其意义更为深刻。情是一切文学作品的灵魂和核心。中国古代的作品,屈骚、杜诗、苏词,无一列外,皆以充沛的感情打动读者,可以这些优秀的诗人都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荀子的理论。而从文艺观上说,儒家学说在理论上肯定情的合理存在的,可以说不是孔孟,而是荀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荀子的文论抓住了文艺的本质。这一点正是荀子比孔子、孟子深刻和高明之所在。当然,荀子主情,并不滥情。整个儒家都不允许个人之私情在文艺作品中过分发展和表现,孔子是这样,荀子也是如此。不过,在控制和节制感情的流露和宣泄上,孔子和荀子有别,孔子主要依靠内在的自律,而荀子主要借助外在的因素,这个外在因素就是礼法,礼法由什么人来定?这些礼法又是怎样代代相传?由此,荀子提出了“原道、宗经、征圣”的一系列构想。通过分析我们将看出荀子在节制个人感情方面比孔子有效得多。简言之,荀子一方面提出“情文代胜”的主情说,使所有文论和文学作品始终充盈着充沛的感情,不至于空虚空洞;另一方面又提出“礼义文理之以养情”,使这种情的表达始终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至于很激越。当然通过相关的文论和具体的作品做客观的分析,我们将同样看到荀子的这些思想有着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双重影响。第二节“文艺功用论”。儒家文论的一个重要相通点就是普遍重视政教功用,荀子之前的孔孟是这样,作为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荀子当然也是这样,本节主要关注荀子对孔子功利文艺观的发展。就功利文艺观而言,孔荀之间是同而不同,有大致相近的主张,但是绝不是简单的雷同和重复,挖掘其中的区别正是本节的重心所在。孔子的功用文艺观主要体现论《诗》的言论上,《荀子》论《诗》之外,把这种功用思想扩展到其他文艺形式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音乐。孔子论《诗》的功用性主要体现在用诗上,而荀子论乐所体现出的功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王制乐时本身就带有明确的功用目的,二是用乐方面。在本节我们将用《荀子》的具体表述佐证上述论述。第三节“文艺创作论”,这是荀子不同于孔孟的主要之点,孔子强调文艺内容和审美的规范,孟子侧重于文艺阐释,都没有创作方面的言论,可以说先秦儒家唯荀子有此方面的专门论述,故本节尤重力发掘之。按照创作的过程荀子讲述了创作之前的积学准备,临创作之时的心境要求,以及行文之中的细节要求,本节亦按此顺序逐一论述之。关于创作之前的准备,荀子认为首先要面对现实生活,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实地的体验和实践才是创作的真正源泉。其次是要学习,他“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至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还应向现实中德高望重的人,他认为“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荀子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关于作诗作文的论述都避不开积学一点,可以说源头正在荀子这里,比如陆机讲“伫中枢以玄览,移情志于典坟”,刘勰中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博见为馈贫之粮”,欧阳修认为“唯多读书而勤为之,文章自工”,这些看法都可以追述到荀子这里。关于创作心境,荀子认为作者应该尽量抑制情感,使之趋于“虚静”。这就和老子所说“至虚,极也;守静,笃也;万物旁作,吾以观其复也。天物云云,各复归于其根,归根曰静”不谋而合。由此也可以看出荀子作为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其学说也兼收吸收道家的一些思想。关于行文要求:第一,主题统一,就是要求文章用大意统领全篇,紧紧围绕文章的“神”展开论述。这个意思被刘勰发展为“贯一为拯乱之药”,说得就更明确了。第二,要通顺,要有调理,这和《周易》要求“言有序”是一回事,发展到清代就成为翁方纲“肌理说”的重要内容。第三,要求要反复修改,这从他在很多篇中强调“雕琢”就可知道。另外,关于创作方法,他认为不可传授,即所谓“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和庄子所论轮扁行年七十而斫轮不能传诸子弟暗合,后来曹丕所论“虽在父兄不能移诸子弟”很可能就是受到荀子的影响而提出。关于创作论,道家讲得最多,但是他们不讲具体方法,讲究的是个人体验、直觉体悟,最终引向神秘之途。先秦儒家唯荀子论及,并且讲述得很有道理,皆见诸本节论述之中。第四节“文艺审美论”,是本文的又一重要章节。在本节将概括出荀子的四种审美要求。第一种即中和之美。孔子的审美要求是“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文质彬彬”,一言以蔽之即中和之美;荀子的审美要求和孔子有相近处,他说“其立文饰也,不至于窈冶;其立粗恶,不至于瘠弃;其立声乐恬愉也,不至于流淫惰慢”,又说“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扁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不胜,坚强不暴,柔从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这些论述实际没有超出孔子的中和之美的要求之外。倒是他从创作的角度看,如何追求中和之美提出“案以中立无所偏,而为纵横之事”,对后代的文论很有影响,比如吕本中的“活法”法,实则是在孔子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外,对荀子这说法大加发展的结果。第二种为全粹之美,即所谓“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这种审美追求于风格论而言,极具有开创性。第三种为“以少总多、以近知远”之美。中国诗歌、绘画所追求的艺术涵蕴、概括力,文论中讲“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理论上皆受荀子的泽被,本节亦将有所申述。第四种即“宏伟阔大”之美,追求一种重大、极致的美。我们将分析这种审美与汉代大赋、六朝骈文之间的关系。荀子的这四种审美追求,除第一种与孔子最近外,另外三种力主修饰,与孔子、墨子、老庄皆大异其趣,这一点其实对后世的文艺审美影响极深,却为过去的批评史避而不谈,故本节将有细论。第三章主要从文艺比较的角度继续深化对荀子文艺思想的研究。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其政治、哲学、文艺思想兼有对以前诸家思想吸收和扬弃之处,通过细致比较无疑更能洞悉其独到处。先秦论述文艺规律最多的是老庄,二人在思想上颇多一致处,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把老庄合在一起与荀子思想进行比较;先秦儒家,孔孟固然为两大重镇,但在文艺观上各种侧重和不同,孔子重文艺的内容和审美之规范,而孟子重在文艺之阐释,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分为两节分别与荀子进行比较,是为本章之第二三节;墨子思想在先秦是别具特色的,关于文艺方面亦有颇多论述,与儒道皆有不同处,故本章单列一节与荀子进行比较,是为第四节。比较得出之具体结论详参正文论述,在此不作赘述。本文阐释过程中,除了从批评史自身的角度观照荀子的文艺思想外,尤其注意文艺思想和文学史之间的交互影响,并由此切入,来反观荀子的文艺思想,力图发掘出一些前人论述中未有的看法。第二章是本文的重心所在,而第三、四两节则又为此章之重点,本文的创新观点也主要集中于此两节之中,故于提要中特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