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易被滥用,作为公权力重要之一的公诉权也莫能例外。同时,与其他类型的权力相比,公诉权(包括起诉权和不起诉权)与公民的财产、资格、名誉、自由甚至生命密切相关,一旦滥用,更可能形成对被告人权或社会正义之重大危害。因此,审慎使用公诉权并通过各种防控机制来防止检察机关及检察官滥用公诉权便成为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代表性法治发达国家,在公诉权滥用的防范措施上各具良策。第二章列举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公诉权滥用制约制度,并对其利弊长短进行了分析。为了防止公诉权的滥用,英国实行治安法官预审制度;美国主要实行预审听证程序和大陪审团审查起诉制度;德国建立起了独立的中间程序以及强制起诉制度;审查公诉权是否滥用,是法国预审程序的一项重大功能;日本则在彻底的起诉国家垄断主义之背景下,建立起检察审查委员会和准起诉制度以对公诉权可能的滥用加以制约。法治发达国家的上述制度设计,可以为我国的诉讼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就我国而言,制约公诉权滥用的制度主要有政法委协调案件、人大个案监督、检察院内部对不起诉案件的复议、复核、审批,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对承办检察官意见的审查、人民监督员制度等。本文将总结概括出我国现有公诉权滥用制约制度的特点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但毋庸讳言,这些制约制度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包括:在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大背景下,庭前会议依旧适用率低且制度设计不健全;庭前审查程序不合理;公诉转自诉制度存在缺陷;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不力;人民监督员监督效力较弱;检察机关公诉权的独立行使受到干预等。本文提出,在我国构建公诉权滥用制约机制的主要途径有:借鉴英国和美国的预审模式,建立独立的预审程序,由法官庭前对公诉权进行审查,防止公诉权滥用;设立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司法控制机制,参考日本的“准起诉程序”的做法和德国的“强制起诉程序”,避免检察官消极行使公诉权,建立强制公诉制度;总结人民监督员制度实施十多年来的经验效果,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公民参与监督的形式,赋予其表决意见法律效力,设立对不起诉案件进行听证程序;强化检察机关的相对独立性,重构检察机关的内部关系,制定统一的公诉政策。同时,在监察体制改革大背景下,还要注意防止监察委监察权凌驾于检察权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