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本短缺问题,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在多个国际场合中强调“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会变、为各国在华投资企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李克强总理也指出,中国要始终成为最富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热土。在全球FDI流入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2016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创历史新高,达1,39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3%,位于美国、英国后保持全球第三位。同时,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有所优化,质量有所提高。外资不断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和高附加值领域倾斜。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外资管理体制的不断健全以及《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若干措施》的出台,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为外资流入提供更广阔的平台。然而从地域分布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这种非均衡分布的格局客观上拉大了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阻碍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和谐地发展。因此,系统研究影响我国各地区FDI区位分布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当前我国不同区域的招商引资战略,对深化各地区的对外开放和交流,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外商投资逐步进入的同时,中国环境状况也日趋恶化。在此背景下,对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的制度建设以及改善生存居住环境提出新的要求。许多研究均表明,环境规制一方面可以直接影响FDI区位选择;另一方面,在产业集聚存在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强度与FDI区位选择二者间的关系会受到影响。考虑到环境规制政策的复杂性,有必要考虑在产业集聚存在的情况下探讨环境规制强度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FDI区位分布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本文运用赵细康(2003)文章中对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方法,对我国2008—2014年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算,同时采用区位熵测算上述城市的制造业、服务业及服务业分行业产业集聚度。其次,本文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产业集聚、FDI区位分布三者间的理论机制,并做出几个关键性假设以待验证。再次,根据理论分析,建立加入交互项变量的实证模型,利用2008—2014年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统计。最后,依据得到的实证结果,从各个角度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4点。(1)FDI在中国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分布,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为主要代表,这种分布状态的形成是一种动态过程。(2)整体而言,较高的环境规制标准不利于外资进入,而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与FDI流入呈正相关关系,符合“波特假说”,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则会使得地区FDI流入减少。(3)产业集聚对地区FDI流入会产生有利影响,而服务业对FDI流入的促进作用大于制造业对FDI流入的促进作用,并且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的贡献较大。(4)在考虑产业集聚后,高环境规制对FDI流入的抑制作用会有所削弱,因此降低环境标准,牺牲环境换发展不是最佳选择,应注重提高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和劳动力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