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选取“黄海波事件”作为典型案例,运用比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及阐释性文本分析法等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分析主流媒体报道框架与受众框架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及主流媒体的框架效果。根据随机抽样方法,本研究选取党媒和商业媒体报道325篇,作为媒体框架分析样本;根据等距抽样原则,选取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凤凰等商业门户网站受众(网友)跟帖样本500条,作为受众框架分析样本。研究发现,新媒体环境下,对于黄海波事件的建构出现多方意义竞争的局面,受众、明星、媒体、警方、专家等站在各自立场,发表自己看法,事件的意义建构亦呈现多元化局面。媒体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主要是在法律、道德、社会责任方面建构事件的意义。但是部分受众将黄海波事件去道德化、政治化,认为黄海波的行为属于正常行为,许多非主流意见也开始出现在公共信息空间。就媒体类别和性质来说,中央媒体和党媒介入较少,中央媒体自上而下设置议题,没有真正关注网络舆情,缺少对事件的具体报道,只是被迫回应舆论。地方媒体和商业媒体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且报道中的非主流声音较为显著。地方媒体和商业媒体更倾向于选择网友和明星作为框架提供者,政府官员和专家失去了作为重要信源和框架提供者的地位。媒体框架与受众框架有明显的差别。媒体框架始终未超越道德、法律、社会责任的范畴。受众框架的形成与开放的新媒体信息传播环境、受众间的互动、社会心理、受众价值观、受众的经验和知识等密切相关,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媒体的框架效果。研究还发现,新媒体环境下,受众自主认知能力增强,降低了媒体框架的引导力,部分受众不再盲目迷信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部分受众对主流媒体框架表现出明显的反对与反感,主流媒体公信力受到质疑,这就导致主流媒体框架效果不佳,舆论引导力不足。主流媒体应根据受众的框架偏向及受众认知框架形成机制,不断调整自己的舆论引导策略,正确把握舆论走势,正确估计受众认知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