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市场经济进一步壮大、社会文化及观念多元化发展、政府权力下放并转变职能、民间组织力量增强等;而这场深刻的转型也使社会问题频出,如利益分配出现矛盾、社会不公平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等。这些社会问题不仅引发了公民对自身发展、他者命运的思考,也引发了对公权力的质疑和拷问。在这个充满困惑与张力的转型社会中,公众需要一个平台去表达观点、交流思想,而以往的传统媒体已明显不能承载公民剧增的表达欲望。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事业也在政府的支持下飞速发展,崛起的新媒体与转型的中国社会正好处在了同一个历史区间。在两者的相互影响下,以新媒体为平台、以社会问题为焦点的公民表达数量剧增,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公共事件”。研究共选取了73起“网络公共事件”作为样本,通过运用社会学中的“赋权”理论去观察、描述和解释新媒体对公民表达的赋权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围绕“公民表达”这一概念,本研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来展开问题。首先在微观的层面上,公民表达作为一项法学层面的基本权利,新媒体对公民表达权的践行产生了何种影响,公民表达权是如何在新媒体赋权的契机下被激活的?公民表达权的内涵有何变化,如表达的渠道、表达的主体、表达的方式、表达的内容等要素与传统媒体时期的公民表达权相比有何变化?公民表达权的终极追求——表达自由能否更好的实现?其次,在中观的层面上,新媒体赋权能否促进公民表达价值的实现?除了健全人格、丰富民主、监督公权等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公民表达在功能上有何新的拓展?最后,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新媒体赋权是如何通过重构公民表达,从而重构公民、社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社会处于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思想观念多元化的关键阶段,公民表达是如何与当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产生实质勾连?也就是说,新媒体的赋权作用,能否通过公民表达来促进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和对话?能否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和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和谐共赢,从而真正推动政治文明以及社会进步?这都是本研究尝试回答的问题。本研究共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的绪论对本研究涉及的赋权、公民表达及网络公共事件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阐释了本研究采用的“事件-过程”分析策略以及“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说明了案例选取的缘由及过程;介绍了研究的意义、难点及创新点。在第二章中,本研究从“制度环境”“信息环境”及“表达渠道”三个层面考察了新媒体对公民表达赋权的过程。第一,从制度环境的“应然层面”看,公民表达是一项在国家层面受到认可的基本人权;从“实然层面”看,公民表达是我国宪法及多项法律制度中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第二,研究基于“知情权”的角度,对比了公民表达所处的新媒体信息环境与传统媒体时期的差别。总的来说,新媒体时效性快、便捷、匿名等技术特点拓展了公民“知情”的方式,提高了公民“知情”的能力,改变了公民“知情”的状态。首先,新媒体改善了人们信息匮乏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公民之间的信息鸿沟,使公民对政府工作、对社会环境的“知情”到达能“对话”的同一水平;其次,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消息垄断,成为公民的重要消息来源;再者,公民通过新媒体开展“协作式知识生产”,使“知情”的内容不再限于信息,还包括知识和真相;使“知情”方式从被动的接收发展为主动的探索,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公民的知情权。通过新媒体的赋权,公民还能更快速地获取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而这也成为督促政府进行信息公开的有效手段,从而为公民进一步践行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塑造了良好的信息环境。第三,研究从“媒介接近权”的角度,考察了公民表达的渠道的变化。研究发现,新媒体的赋权效应打破了过去由体制内传统媒体垄断的媒介资源,增加了公民接近媒介的可能,鼓励了公民使用媒介的积极性;同时,新媒体的赋权还大大丰富了“媒介接近权”的内容,媒介不仅是公民表达观点的平台,甚至成为搜集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甄别信息的复合平台;在此基础上,新媒体的赋权还使公民发表观点的影响范围更广、更深远。论文的第三、第四、第五章在第二章的研究结论上展开:即在一个革新后的制度环境、信息环境和表达渠道之中,公民表达的内涵发生的变化。第三章关注新媒体赋权对表达主体之公民身份建构的促进过程。首先,新媒体呈现了一个与传统媒体不同的、全新的“公共情境”,这使公民不再盲目地对“权威”进行崇拜、也不再对他们发表的观点偏听偏信,而是逐步建立起反思精神、主体意识以及探索真相的自觉,其“公民身份”正逐步萌芽。其次,表达主体还从“消极的公民”成长为“积极的公民”:即公民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活动主体而产生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从而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进入公共生活、参与公共政策、进行政治监督。除了关注整体层面上的表达权主体,第三章还关注了表达权主体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弱势群体。研究认为,新媒体激活了弱势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的意识和能力。主要体现在:弱势群体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新媒体弥补了制度化表达的不足,成为弱势群体进行利益表达最主要也最有效的方式。在新媒体赋权的作用下,弱势群体不再被动地等待政策的“给予”,而是主动的维护自我的权益,重建自我的尊严。第四章考察新媒体赋权对公民表达的核心内容——公民言论的影响。研究有以下发现:第一,在新媒体匿名机制的心理效应下,公民更敢于展现自己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观点,在众多的网络公共事件中,都能看到多元观点的激烈碰撞,体现出“观点自由”的特点。第二,通过对73起网络公共事件中公民言论的分析,研究发现,新媒体中的公民讨论虽然并不完全符合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的所有特质,但也摸索出了一条能达致共识的独有方式,现实中的公民讨论是“诉之理性”和“诉之感性”的结合,有部分公民能始终保持理性的言论,能倾听他者的意见的同时也颇有反思精神;而部分非理性的言论则需要主流媒体进行引导,在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之下,非理性的言论会随着事件的推进逐渐趋于理性。虽然理性的言论更有助于获得共识,但是“诉之感性”的言论也会获得他人的“共情”,从而给公共领域的讨论带来激情和活力。总的来说,新媒体赋权给公民表达带来的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在每一个议题上都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理性对话”,而是注重交往过程中的平等,从而形成了一种自由开放的“话语情境”,使每个公民的观点都能在合法的程序中被展现。第三,新媒体赋权使公民言论具有了“公共性”的特征,大部分议题关注的都是公共利益,尤其在涉及“公共安全”和“社会正义”类议题时能较快地达成共识。关于社会正义的讨论不仅反感由贫富分化、利益分配不均和社会阶层固化带来的“非正义”,倡导“分配的正义”;而且反感另一个层面上的“非正义”——弱势群体遭到的歧视现象,从而呼唤一种“承认的正义”。第五章关注公民表达在新媒体赋权之后与公权力之间形成的新型关系。“制约关系”指的是公民表达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通过新媒体中的舆论力量对公权力形成监督:一是公民的知情诉求可以督促政府进行信息公开;二是公民对公权力的不当行使可以进行揭露和批评;三是公民对公权力的决策有建议和监督的权利。“共信关系”指的是经由新媒体的赋权,公民表达是构建“官-民”信任的有效途径。公权力部门在舆论的压力下会启动内部的监督机制,从而实现政治队伍的优化,提升行政效能;且公民合理的“利益诉求”也是政府了解民意、优化公共决策的途径,有助于公民重振对政府的信心,弥合由不当决策带来的信任间隙。此外,公民表达所形成的舆论还可以充当社会矛盾的缓冲地带,成为社会的减压阀以及不同利益主体对话的窗口。第六章讨论新媒体赋权对公民表达价值的实现与拓展。首先,基于“公”“私”互动的角度,研究发现赋权后的公民表达从表达的渠道、主体、内容及与公权力的关系来看,都接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舆论”,其价值体现为一种“关系型”的、动态的功能,它在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在“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循环往返地进行斡旋和沟通,扮演了一个“网络公共领域”的角色,使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紧张感”得以缓释,并在一个良好的“对话情境”中寻求共识。并且,由这些公共舆论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是一种“管道型”公共领域,它为公民和国家公权力之间的沟通发挥了“管道”的作用。其次,新媒体对公民表达的赋权作用带来的不是单纯的公民“增权”或政府“去权”,而是一个高度情境化的、“双向赋权”的过程。政府在处理公民“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可以收获公民的信任,提高自身的公信力,从而实现“双向赋权”的效果。第七章对研究进行了整体的总结,分析了公民表达存在的网络暴力、消费主义倾向等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