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融资成本是企业融资决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大小不仅直接关系着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还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因此,探寻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一直以来都是企业财务行为的重要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融资优序理论失灵,企业具有极强的股权融资偏好,为了解释这一特殊现象,更需要深入的分析不同企业之间股权融资成本存在的差异以及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大多数文献都是基于“市场完全有效”和“理性人”的假说来分析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但是,随着市场异象的频繁发生,以及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不断缩短和波及范围不断扩大,人们逐渐意识到现实的资本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的,投资者是非理性的。而且,国外大量的经济史实和理论研究表明,在现实的不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不仅会给股票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还会影响企业的财务决策。在2015年,中国的股票市场出现了“千股涨停、千股跌停、千股停牌”的历史奇迹,这一现象更进一步的证明了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但是,目前却鲜少有文献研究投资者非理性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因此,为了突破现有文献的研究范式,有必要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放宽“市场完全有效”和“理性人”的假说,分析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此外,投资者非理性和管理者非理性往往都是同时存在的,为了更贴近现实的资本市场,需要将投资者非理性和管理者非理性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分析两者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综合影响。根据现有文献,投资者情绪的高涨或低落是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重要表现形式,而管理者过度自信是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重要表现形式。鉴于此,本文以2009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梳理和总结相关的国内外文献,以及阐述与本文相关的有效市场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以及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分别基于管理者理性的角度探讨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机理,以及基于管理者非理性的角度探讨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综合影响机理。最后,在总结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1)基于管理者理性的前提,分析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在构建剔除了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的指数来度量投资者情绪以及采用GLS模型估计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投资者情绪对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投资者情绪高涨时,股票价格被高估,从而促进了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2)基于管理者理性的前提,分析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根据已有文献,选取现金持有、上市板块和经济周期等三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因素,并分析当这三个因素出现差异时,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现金持有、上市板块和经济周期在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中均具有调节效应的作用,具体来说,在现金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或者在主板上市的企业中,或者在处于经济繁荣阶段的企业中,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相对有所降低,投资者情绪高涨时,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得到了进一步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积极效应,即当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较高、在主板市场上市、处于经济繁荣阶段时,与现金持有水平较低、在中小板市场上市、处于经济萧条阶段的企业相比,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3)基于管理者非理性的前提,将投资者非理性和管理者非理性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中,分析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综合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具有强烈的过度投资和选择激进债务融资的倾向,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最终导致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增加,即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也就是说,与一般管理者相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提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而当投资者者情绪高涨时,管理者过度自信被进一步“强化”,从而加强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即与投资者情绪低落相比,投资者情绪高涨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影响程度高于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权融资成本的正向影响可以完全抵消投资者情绪对股权融资成本的负向影响,从而在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综合作用下,将导致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增加;此外,当投资者情绪高涨和低落时,投资者情绪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感染效应随着投资者情绪状态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从而使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权融资成本的综合影响存在异质性。(4)政策建议。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四点建议。首先,要提高个人投资者的教育力度,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培训;其次,要建立并实施管理者的学习机制和多元化的激励制度;再次,要加强企业的现金管理并完善其相关制度,且要随时关注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最后,要完善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制和投资者的分布结构。本文的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1)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研究了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大多都是从传统财务理论的角度研究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和宏观经济环境及其政策等因素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而本文打破这一研究范式,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放宽“市场完全有效”假说和“理性人”假说,分析了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较好的弥补了现有关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研究的缺陷。(2)构建了分析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关系的研究模型。在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数以及运用GLS模型估计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引入投资者情绪,构建了分析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关系的研究模型,丰富了现有相关研究的内容。(3)系统的梳理了管理者理性和管理者非理性条件下,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作用机理。本文先从管理者理性的角度,详细的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机制,并较为全面的探讨了现金持有、上市板块和经济周期等影响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关系的调节效应因素;然后,从管理者非理性的角度,具体的分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和不同投资者情绪状态下两者关系的异质性,以及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综合影响和不同投资者情绪状态下两者综合影响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