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精神病鉴定关乎事件真相的查明,关乎人权保障、程序正义,而启动程序的设置更是这一制度设计的关键。2006年邱兴华一案曾引发全社会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的激烈讨论。法律只将启动权限赋予了公权力机关,不仅使得当事人一方在诉讼程序中处于弱势,违背程序公正,同时法律也缺乏相关规定来监督和限制有权机关对这一权力的行使。2010年福建南平郑民生在学校门前砍杀多名儿童,调查中其精神状态同样遭到质疑,但却未有任何人提出鉴定申请,随着一声枪响,这个疑问永远不可能再有答案。研究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对于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推进落实刑事诉讼中抗辩平等的理念、充分保障人权等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而完善这一程序既要实际分析我国的立法、司法实际,同时也应适当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完善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需要准确的界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价值,在改革中应当尝试赋予当事人更多的参与权,也需要对公权机关给予有效的监督。本文从司法鉴定的内涵分析入手,在第一章对相关概念进行阐明:分析司法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以及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的内涵,同时简要探讨三大诉讼类型中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模式,评述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之研究意义。而后笔者将以刑事诉讼为视角,分析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的立法和司法现状,并且引入对案例的思考,由此总结出问题所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研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启动程序,探讨两大法系带给我们的借鉴意义。最后,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得出完善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的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