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在近代以前鲜有人论及。但这并不代表章学诚在其生时殁后没有影响。从龚自珍、魏源、谭献到康有为、章太炎以至梁启超无不受到章学诚的影响，并对其进行过研究论述。然而他们的论述多采取片段式，并没有形成系统。但经胡适、何炳松，特别是何炳松介绍、研究和推崇之后，其史学思想遂被发扬光大，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宝藏，更可与当今世界史学新理论相提并论。同时，何炳松对章学诚研究的知识论述也产生了科学的变革。至此，我们不禁要思考何炳松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来“发现”章学诚史学的?又为何会单单“看中”章学诚?也就是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激烈地批判甚至否定传统的过程里，“是如何有意识地诠释并转化那个被诅咒、污名化的‘传统’——尤其是儒学传统，并进一步地使它与自西方引进、具有威望的所谓‘科学知识’接轨”。(邱为君)正如德国史学家施耐德所说，“他们必须寻求一种对于中国历史的新的理解，以使中国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对历史的书写还要满足让中国能与西方比肩(如果不是高于西方)的要求。”何炳松就在这样的背景和压力下，对章学诚史学进行再诠释。他以现代史学的眼光看待章学诚史学，并将其史学思想“打扮”成科学的理论。当然注意到章学诚的并非只有何炳松一人，胡适可说与何炳松不相为谋、不约而同的开始研究章学诚，但二人的研究方法与侧重点却很不相同。虽然说胡适在《章实斋先生年谱》中也注意到了章氏的史学思想，但胡适对此的研究仅限于点到为止，并未展开深入的探讨。如果说胡适对章学诚的研究是全面的、初步的，那么何炳松对章学诚的探讨则是有重点的、深入地。何炳松由于受到西方“新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在糅合中西史学时，发现了章学诚。他将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理论相比对，形成对章学诚史学的独到见解。这与胡适采用“科学的方”小心考证章学诚史料又大大进了一步。此后不久，钱穆也注意到章学诚，但与胡适、何炳松不同，他可说是真正从整个中国学术史上探寻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从胡适、何炳松及钱穆对章学诚的比较研究看，真可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学术角度研究和理解章学诚，以至于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尽相同。虽然如此，但何炳松对章学诚的解读深深影响了后来史学界对章学诚的认识，也对近代中国章学诚研究“范式”的改变起到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