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了“结构第一”的论断,其中“戒讽刺”,“脱窠臼”,“戒荒唐”和“审虚实”是对戏曲创作内容的要求,“立主脑”、“密针线”和“减头绪”则是对戏曲叙事结构的规范。关于“结构论”和“主脑论”的定义,学界看法不一,本文着重讨论李渔的“主脑论”,并认为“主脑”是引起全剧后续情节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全剧情节的发力点。由于南北方文化的差异,历史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南北方民族不同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气质,同时受商业演出条件的限制,杂剧在塑造人物方面铿锵有力、直接明了,南戏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人物性格多反复,没有杂剧力度鲜明;在主脑方面,杂剧的“主脑”非常直接、清晰,南戏的情节则环环相扣,逻辑严密,作为全剧发力点的“主脑”不如杂剧清晰有力。在宋元时期的经典戏曲作品中,总有一个扭转主人公命运的关键人物,比如《窦娥冤》里的窦天章,《琵琶记》里的牛小姐,《张协状元》中的王德用夫妇。这些人物性格鲜明,扭转了全剧的乾坤,使得戏剧跌宕起伏,冲突迭起。而正是因为前文立下了明确的主脑,这些人物才没有喧宾夺主,没有使主要人物黯然失色。因为主脑的明确,才使得戏曲人物的设置主次有序,层次分明,提高了叙事的效率,以及故事的戏剧性价值。关于李渔的“主脑论”,学界褒贬不一。李渔只言片语的几个例子,对“一人一事”阐述得不够系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疑问。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某些戏剧里应该是“两人一事”;有的学者认为主脑论并不能完整的概括成功戏剧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尽管评论立场不同,不可否认的是,李渔的“结构论”和“主脑论”在当时是极其有见地的,在中国戏曲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