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文学》(1949-1957)和《当代》(1979-1994)从事编辑工作达20余年的编辑家秦兆阳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不可跨越的典型个案。从作为编辑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角色和个体命运出发,将其置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考量文学发展中编辑角色的创造性作用,分析编辑活动对文学生态优化与文学秩序维护的特有功能,能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坛在其政治、文化环境下的“话语场”：其中包含着文学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与“创作异类”、编辑行为的文学干预与社会政治的文学控制等各方面的复杂关系,透现诸多复杂的文化信息；对探寻编辑活动在组织与引导文学生产,调控与把握文学消费,发现文学新生力量,开发文学可能性并实现其现实性转化等方面作用的新视域,寻求编辑主体、编辑活动和文学发展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另一角度思考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秦兆阳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个性气质,更具有文学编辑家的启蒙精神。他本真自我的真实展现、自由精神的个性彰显、民间立场的合理表达,构建的编辑主体精神,无不书写了一个主体意识鲜明且个性丰满的文学编辑家形象。但秦兆阳的身份悖论显而易见,作为交织于传统与现代、政治规约与艺术自律之间的知识分子,其个体文化人格不可能不遭遇某种程度的分裂。秦兆阳的文学编辑生涯,为社会文化规约与文学艺术性之间的博弈,作出了生动的诠释。秦兆阳身份的矛盾和痛苦是深层次的、隐在的。在社会的狂飙突进和政治的风暴面前,在历史的荣光与色彩面前,秦兆阳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他歌颂生活,也直面尴尬,追求人民愿望和历史真实的表达,通过现实性、战斗性、开放性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办刊追求,塑造了期刊的编辑理性。这种理性意识,是文化力量对秦兆阳身份的塑造。秦兆阳编辑身份的认同过程,正是在个体与政治激情和时代幻象的博弈之中,即在作家、编辑家和文学批评家三重角色的互动、整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其文化人格的一种综合、复杂的表现形式。编辑所需的文化精神凸显了时代文学的美学走向。秦兆阳始终强调多样性的文学形式,鼓励多元的艺术风格,突出作品的实际生活意义。通过在《人民文学》期间充满先锋和启蒙意味的探索与尝试,在《当代》期间的充满反思和沉重感的整合与开拓,秦兆阳延续了他的现实主义主张,并在其中深深烙上了其文化人格的色彩,当时代沉浮、个体历练两相叠加,所有的宠辱都渐行消退之后,秦兆阳的沉静、厚重及其处理政治与艺术关系过程中的中庸,与扛着改革开放大旗阔步前进的社会现状两相辉映,构建了一幅平衡传统与现代、厚重感与新鲜感的文化坐标,书写个人,畅想未来,更倾情家国,传承历史,顺应时代,朴素自然,真实感人。秦兆阳具有鲜明的作者观。秦兆阳清楚地表明了其面对文化场域的不同规范与要求时和作者的相处方式：一是编辑和作者具有某个文化场域的共识,但却不得不接受文化场域某个方面的规约,这以秦兆阳编发《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受到批判和被流放为代表；二是编辑和作者有着深度共鸣,外在力量成为传播和增加文化场域新质的推动力,当以秦兆阳编发《芙蓉镇》为代表；三是编辑和作者暂时未能取得共识,社会、文化场域与编辑主体的精神文化追求出现裂缝,这当以秦兆阳错失《九月寓言》为代表。受到社会文化场域的干扰,秦兆阳有坚持自己艺术理想、与作者共进退的勇气；当编辑和作者对文化场域理解产生分歧时,秦兆阳选择了自己作为编辑主体的价值判断与文化精神,坚守自己的文学主张。作为一个敢于担当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责任和使命感的编辑,秦兆阳只能在让渡自己部分主体性的同时,也让渡一部分作者的主体性,以达到在文化场域内编辑和作者的共同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他选择了主体功能的退让,以获取文化和社会场域惯性的认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又是他获得主体性不得不选择的途径。编辑与读者的关系是文学生态的一种隐匿层面。秦兆阳在办刊过程中,通过文学选择、编辑议程设置、读者期待视野的满足、读者需求的适应与提升等途径,不断开拓读者的阅读空间,从而实现文学期刊的传播功能,优化文学生产机制。读者的参与,使文学传播纳入显在的“作者一编辑—读者”和隐在的“读者—编辑—作者”的双向的循环体系之中。秦兆阳读者观实现的具体路径是：在《人民文学》时期,将“创作谈”、“编者的话”与文学批评文章灵活安排,吸引读者参与传播过程；在《当代》时期,则让读者参与到刊物评论与作品评奖之中。在处理编辑与读者“间距”时,秦兆阳的选择是清晰的：不超越现实主义的边界(既不教条主义,也不逾越到现代主义),也不跨越社会文化规范的尺度。如此,读者、编辑和作者,便能围绕文学的某个意义中心点,在社会文化场域里发现自我,理解他人,书写现实,品味历史。秦兆阳的文学编辑生涯呈现为创作、理论和编辑3种不同的话语形态：即生活和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艺术审美话语追求；理论升华和文学批评实践中的知识主体话语表达；文学传播和期刊编辑实践中的深层权力话语的言说。这分别影响了编辑主体及编辑行为之“美”、编辑主体及编辑行为之“真”、编辑主体及编辑行为之“善”。3种不同的话语形态,是秦兆阳编辑生涯中文化追求、编辑人生的话语方式,亦是当代文学史中不可回避的话题。秦兆阳在时代狂澜中尽力有效地实现文学的社会传播功能,塑造了一座可供自我检视的精神雕像。秦兆阳的命运沉浮折射出了编辑主体精神的意义与编辑主体角色的“风险”,彰显出编辑正义对于文学发展举足轻重的意义。或顶风逆鳞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或忠于艺术理想,发表“干预生活”的作品,或不愿意参加党内鸣放会……他以自己的编辑人生说明,编辑“风险”的存在和编辑正义的选择,是优化文学发展的必然路径。秦兆阳以坚定的编辑角色定位,在文化、消费、技术的新的时代气息面前,坚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培育新生作家群体,弘扬期刊文化特色,书写了一段当代文学史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