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代以来,学术界对明代经学大体形成了两种认识。一方面,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清代学者、近代学者多视明代经学为宋学之余响,认为明人治学非汉唐之精专,袭宋元之糟粕,故一代学术无可足观。另一方面,现当代学者则多从明、清两代学术的传承关系上着眼,认为清代考据学的诸多因素实际已在明代萌芽,清代学术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深化,由此又将明代经学视为了清学的先声。这两种认识虽然结论不同,褒贬各异,但却都是站在前、后代学术的立场上观察明代,都能未能很好地揭示明代经学的本质特征。本文立足于明代,以《春秋》学为对象,主要论述了以下内容：一,经学是围绕经典文本诠释而构建的学术体系,《春秋》文本同时具有文、义、事三方面内容。明代学者特别注重《春秋》经传所载之事,他们主要以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对事实的还原、解读、评价来诠释《春秋》经义,阐发个人思想,由此构建了一套以据事直书说、圣凡同心说为基础,扫除一切书法文例、先验义理的诠释理论。这与汉唐《春秋》学者主要以文辞为切入点,特别注重字词训诂和书法归纳,借助文辞阐发经义；宋元《春秋》学者主要以义理为切入点,强调先从其它儒家经典和孔、孟语录中提炼义理,再以之解释《春秋》的诠释方式截然不同,是独立于汉、宋的新一代《春秋》学。二,明代《春秋》学的产生和演进,固然有对前代理论的借鉴与继承,但更多则是独立的发展创造,这一过程在明代形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明初,《春秋》学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学术传承。在重建学统、上接朱熹学脉的过程中,以事件为导向的诠释特征已经开始呈现,并且对宋。儒程颐、胡安国主要以先验义理为导向的《春秋》学诠释理论形成了冲击。而明成祖出于政治考量编纂《春秋大全》、独尊胡安国《春秋传》,又对这一时期学术自身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干扰,使明初《春秋》学呈现出反复、波折的发展趋势。进入明代中期,随着明成祖政治影响的消退以及明代心学的兴起,学者们迅速突破了以《胡传》为代表的《春秋》宋学体系,建立起特属于明代的诠释理论,使明代《春秋》学全面臻于成熟。晚明,在个人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引领下,明代《春秋》学在成熟之余进一步激变、创新、分化、争鸣,出现了各流派同时并进,异说纷呈的局面。其中,注重考据、切于实用的学术因素也在激烈的争辩中逐渐发展,为清初经史实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这个过程,既有对宋学理论的继承,也有批判和突破；虽然形成了某些清学的潜在因素,但它在明代毕竟不是主流。因此,明代《春秋》学的发展线索同样也是独立的,它既不是宋学的简单延续,也不仅仅是为清学奠基。三,明代《春秋》学在著作数量、学者数量、治学群体规模,学术覆盖的时间范围、空间范围、学科门类等方面都远胜于前代,体现出一种宏大的气象。这一特征与明代国家统一,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发达,经济繁荣,出版业兴盛,世俗文化兴起等社会发展特征是相应的。这就让明代《春秋》学涉及了更多的人、更多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异常紧密,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学术。四,理想的经学诠释,应该是经说合理性与思想自由性的恰当结合。明代《春秋》学者特别注重思想发挥,为了表达自我见解,他们通过评论《春秋》经传事件而提出了不少翻新出奇之说,这是思想自由的集中体现。但是在经说的合理性方面,明代虽然也有部分学者注重史料、注重考据,希望由此探求经传事件的真实面貌,以此保证经说合理、正确。但是,在实际解经的过程中,明代学者对思想自由的关注要更胜于对经说合理性的关注,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实证方面的成就不能与后世学者相比。总体上看,明代《春秋》学就体现出多私臆、少实证,重议论、轻考据的特征。无怪清人会有空疏、蹈虚之讥。同时,在经学研究领域,明代学者虽然已经突破了《胡传》的限制,建立起独立的一代之学,但是在科举领域,《胡传》则仍然是八股制艺文的经义标准。在科举竞争加剧、出版业繁荣等因素的共同刺激下,大量敷衍《胡传》、讲求作文方法的八股讲章在晚明纷纷涌现。它们基本已经脱离了经学的范畴,只是一种应考资料而已。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又让明代《春秋》类文献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最终招致“庸滥”之评。这些问题,都是明代《春秋》学的积弊所在,亦无须讳言。通过以上内容,本文意在摆脱以宋学、清学视角考察明代学术的传统研究模式,揭示明代《春秋》学独立于其它时代的学术特征,勾勒其自身的发展演进线索,从而更客观地评定其是非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