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在“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中,地主包括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而祖宗、神道和政治地主又隶属于公共地主。其中,就土地占有比例而言,公共地主占当地面积百分之四十,说明该县土地集中程度相当之高。实际上,毛泽东所发现的财产关系共有化的问题,是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相当重要的一个演变趋势。本文选择了清至民国小农家庭、家族、会馆三个层面的个案,来探讨财产关系共有化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生活于晚清民国时期江西婺源县的汪新钿家庭,面对多山且耕地相对紧张的土地状况,采取了灵活多样的资本运作手段来实现资产的增殖。汪新钿家庭的资本投资行为主要有购买土地、“典”、做会、现金放贷、寄养杉苗等5种,其中购买土地占投资总额的58.5%。汪新钿家庭投资种类的多样性反映了小农投资的灵活性,同时也表明清至民国中国乡村社会商业资本比较活跃,但购买土地依然是小农家庭的主要投资行为。在小农资本运作中,小农通过“做会”、投资会产和购买祠堂土地从而投资到共有财产之中,但小农的共有资本投入仅占投资总额的4.5%,因此,尽管财产关系共有化已是清代以来的社会趋势,但个体的小农家庭拥有社会主要资产依然是晚清民国徽州乡村社会的实态。维则堂祠产是阙氏宗族祠堂的公产,本文依据石仓《阙氏宗谱》中维则堂相关记载以及《光绪七年立维则堂流水账簿》中的收支记录,阐述维则堂通过捐钱、助田、购置田业的方式获得共有祠产。在祠产运作上,维则堂通过祠田租佃,实现共有祠产的资本增殖。与此同时,维则堂的颁胙、“入祠钱”、宗族日常事务等项目均从共有资产中开支。综合三年祠产资本运作情况,发现维则堂不能维系收支平衡,实现资本增殖的可能性不大,难以实现企业化经营的程度。因此,不应将宗族控产机构定位为商业公司,族产经济更应被理解为宗族为了维系共同体的集资行为。除了乡村社会组织的财产关系共有,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中的商业会馆也往往掌握着大量的共有财产。新安会馆是徽州商人在景德镇“感友谊,笃乡情”之所,作为徽商财产关系共有的组织,其固定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运作实态揭示了徽商的共有经济的具体运作机制。在会馆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捐输占比9.8%,购置不动产占90.2%,可见,购置不动产是会馆资产的最主要来源。在会馆总固定资产的增殖过程中,会馆资产是滚动式的增长,到了民国十年（1921）,会馆资产实现了迅猛的增长。在会馆的收支中,会馆通过不动产出租、典当和征收“入主银”获得资金,而会馆维修、祭醮管理均从总资产中开支。会馆通过购置不动产实现固定资产增殖,不断地将固定资产进行出租,获得资金,购买固定资产,以此循环往复,实现会馆资产的滚动性增长。因此,与乡村祠堂不同,宗族祠堂难以达到现代商业公司的企业化经营,而新安会馆为代表的城市会馆则商业运作模式成熟,这深刻地反应了中国商业资本运作的特征。通过家庭、家族、会馆三个个案的论述,我们对清至民国中国传统社会的“财产关系共有化”有三点新的认识:徽州个体家庭投资于共有资产的比例不高的事实提示我们,应重新审视共有财产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比例和财产共有化的程度;石仓维则堂族产难以实现资本增殖的事实提示我们,不应将宗族控产机构定位为商业公司,族产经济更应被理解为宗族为了维系共同体的集资行为;景德镇新安会馆实现了资产的滚动式增长的事实提示我们,新安会馆为代表的城市会馆则商业运作模式成熟,表明共有财产控产机构的商业化程度决定了其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