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保护环境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到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战略地位。如何增强我国的环境保护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目前的一项重大课题。生态科技创新由于其典型的“双重外部效应”(R&D的溢出效应和正外部效应)受到了各国的重视。国内外关于环境政策与企业生态科技创新水平的结合研究很少见。目前,国内外多数学者对环境政策采用定性的方法进行研究,缺少运用计量模型的定量研究,所以很难准确的评估环境政策对企业生态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本研究收集了从1978年到2007年,国家及各个部委颁布的(不包括各省市颁布的地方法规)2682项环境政策,从中选出与企业生态科技创新相关性较强的428项政策分三个维度进行了测量:政策强度、政策灵活度与政策导向度,定量描述了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轨迹。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量化后的环境政策变量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探讨其对企业生态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本研究运用Eviews6.0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自1982年以来,总体的环境政策强度累积带来了企业生态科技创新经济产出绩效、知识产出绩效和环境产出绩效水平的改进与提升;②政策灵活度下的行政措施、财政措施和环境收费措施对企业生态科技创新经济产出绩效、知识产出绩效和环境产出绩效水平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也不存在最佳的政策措施;③三个层面的环境导向度对企业生态科技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不同,其中以污染防治目标最为有效,其次是能源节约目标,但环境技术创新目标对企业生态科技创新的绩效水平的提升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最后,本研究结合实证结果,从政府与企业两个角度分别提出了完善我国环境政策与提高企业生态科技创新水平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