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孔作为国家祀典中的嘉礼,伴随着整个古代王朝的始终。中华民国建立后,祭孔祀典并未就此终止,而是在延宕两年之后再次以大祀之规格举行。1914年北京政府举行的秋丁祭孔体现了传统祭孔仪式的变革与延续。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家祭孔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社会转型中所具有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辛亥革命之后与祀孔有关联的教育改革、祀孔案、国教案等方面入手,较全面地考察了辛亥革命之后各方势力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考察了参与制定《祀孔典礼》的礼制馆人员对于洪宪帝制的态度,认为1914年的祀孔与洪宪帝制并无直接关联。从1912年起,祀孔的吁求就从未停止。祀孔一事能够最终举行,和孔教会的努力不无干系。他们振臂一呼群起响应,为延续儒学的荣宠付出了十分的心血。孔教会支会布满了开放的沿海,从这方面可以看出风气已开的沿海地区并不是离经叛道之地。祀孔案经手了内务部、政治会议,最终在礼制馆中落地,历时两年之久,这很难说哪个机构预谋了这次祀孔。礼制馆也不是一个儒学老朽的堡垒,相反,它有半数的职员都是海归名流。虽然经它制定的《祀孔典礼》并未体现出半分革新之意,但很难说责任全在老朽。袁世凯虽是整个祀孔案的当事人之一,却不能遽以判定祀孔是复辟帝制的预谋布局。洪宪帝制后,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对旧道德进行了慎重的审视,他们最终承认新道德脱胎于旧道德之中。从1914年祀孔案中,可以从民初三年的纠葛中感受到文化弃舍之艰难、重生之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