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规避典型担保物权实现所必须履行的繁琐程序和高昂费用,民间借贷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新的担保形式,即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时,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或者股权转让合同来担保债权实现,也就是说,当债务人不能偿还民间借贷合同约定的借款本息时,就应该履行相应合同,将财产权利转移给出借人。这种非典型担保方式在最高院的部分判决以及法官的相关著作中被称为“让与担保”,但是民法学者对这种非典型担保方式的定性争议极大,有的学者称之为“让与担保”“后让与担保”,有的则称之为“买卖型担保”,而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这种非典型担保方式的定性和处理也是五花八门,最高人民法院甚至曾经作出过相互矛盾的判决。最高院试图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为这种司法裁判混乱状况指明处理方向,但是该条单一规定并不明确,饱受诟病,未能发挥统一裁判规则的作用。如果仅仅是简单地否认这种新型非典型担保的效力,不但会助长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不诚信行为,还可能会更严重地催生其他担保方式,法律体系中更多的规定和原则都将可能遭到挑战,企业和个人更难争取到资金缓解困局或白白错失交易机会,社会发展将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因此必须回应交易实践的需要,基于现行法律规定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完善我国让与担保法律制度。本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为我国让与担保纠纷的裁判现状及规制不足,论述的是我国让与担保纠纷司法裁判的混乱现状以及现行让与担保制度的规制不足;第二章为完善我国让与担保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述的是让与担保制度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及其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相契合;第三章为境外让与担保制度的经验与启示,考察让与担保制度在相关国家的运行情况,探寻让与担保制度与交易实践的互动机理;第四章为完善我国让与担保制度的建议,主要是结合前几部分的分析,针对我国现行让与担保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制度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