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拟从八十年初社会影响很大的“潘晓讨论”事件入手,探讨八十年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在涉及青年问题时如何塑造青年,及其变迁的过程。“潘晓讨论”虽是社会事件,但并非没有文学文化上的意义,而如果从八十年代文学与社会实践之间紧密的关系来看,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其实是在某一层面上回应并回答了“潘晓讨论”提出的问题：即在经历“文革”造成的理想信念幻灭后如何重塑青年主体形象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不同的人群(如五七作家群)有着不尽一致的看法,而那些普遍有着“红卫兵”经历的知青作家一代,也在努力通过他(她)们的笔墨,来为自己的青春作史,以思考自己一代人的出路；这些不尽一致的书写汇成了八十年代小说斑驳而又丰富的面貌,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就在于试图呈现出这种复杂的面貌来,为今天重新审视八十年代文学提供某种可能的路径和角度。在八十年代,青年叙述经历了一个由“叔叔讲述”到“我自己讲述”的演变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青年主体性的重建和演变。在伤痕和反思写作中,因为与“红卫兵”的历史纠缠在一起,青年在整体上是作为被怀疑乃至被审判的角色出现。在改革叙述中,青年形象比较复杂,其既被怀疑,又为现代化所需要,这与改革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有关：当改革指向混乱时,青年则被置于怀疑的位置；而当改革针对传统时,青年则可能为其所用了。知青小说则可以说是青年书写自身的一次群体实践,这一实践在寻根文学中仍有延续和深化。在被称为中国式现代派的小说创作中,青年一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个人意识和叛逆姿态,但无疑又很迷惘,有所追求,但又不知所追求为何物；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角色。随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以及王朔的小说,十分鲜明地表现了这点。基于这样的理解,本论文主要由六章组成。第一章为前言部分,由四小节组成。这一部分主要探讨,在八十年代,随着“潘晓来信”以及“人生意义”大讨论的出现,“青年”作为一个文学／社会问题被提出,及其表征出的现代性特征；而事实上,“青年”范畴所表征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西方的问题,因而可以说,其在中国的充分展开,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的展开方式。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十年代小说写作中的主体性问题,以及显现出的代际差异现象。在八十年代,围绕青年叙事,客观上形成了被称之为“右派作家群”(或五七作家群)、知青作家群,以及回乡作家群的区别。对这三个写作群体而言,因其身份、地位以及经历的互异,在针对青年叙事的问题上,往往表现出彼此不太一致的情况。具体而言,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都曾参与被称为“寻根”的潮流,但在对“根”的指认,以及如何“寻”等的问题上,两派作家显然有其各自不同的理解。同样,对回乡作家和知青作家而言,其对城乡的想象,也不不可能一致。第三章至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在这三章中,主要从三个方面,即现实／历史纠缠下的文学叙事,青年形象的形塑及其变异,和以“青年”作为方法对八十年代小说潮流变迁的探讨,全面分析探讨八十年代小说所呈现出的“青年”问题。关于这一部分,充分体现在前面提到的论文主要内容中。第六章为结语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探讨,在经过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文学实践,“青年”一代人的主体性已然建立后,在八十年代后期重新面临新的挑战和冲击的问题。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改革的纵深发展(及其呈现出的问题),青年认同的个人主义一脉被凸显出来；反讽的是,当个人主义话语被从集体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挣脱出来后,不期然间恰恰为全球化在中国的登陆做了充分的准备：被解放出来的自由的个体存在,在全球化时代以一种新的多样性的面貌重新得到整合。青年认同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日益表现出多样化和趋于分化的倾向。从这个角度看,九十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其实是在另一种语境和层面,重复并回应了八十年代初的那一场“人生意义”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