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设立了申请终止规则,赋予特定情形下的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权利,并将是否解除合同的决定权交由法院或仲裁机构行使。效率违约理论在我国饱受争议,但在法律效率价值的追求下,仍能作为违约方合同解除制度的理论基础,成为特定情形下支持违约的理由之一。司法实践中,法院较为一致地认为违约方不享有合同解除权,裁判理由中常见九民纪要第48条的援引及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运用,法律规范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的不明确成为实务适用违约方合同解除制度的困境。在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下,体现了违约方选择违约的理性与守约方坚持继续履行合同的非理性。违约方合同解除制度在平衡当事人权益、破除合同僵局、实现社会资源更优配置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其带来的成本体现为对合同严守原则的突破,以及对意思自治领域的侵犯。违约方合同解除制度的定位是为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同时也是为修正其他合同制度之不足、回应现实需要的法制变革。效率是正义的一种体现,合同僵局情况下,使当事人从无效益的合同中解脱出来才更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违约方合同解除制度通过赋予违约方以不同于实体性合同解除权的申请解除权,为违约方提供主动提出解除合同的机会,用司法解除的制度设计将是否解除合同的决定权交由中立的公权力机关来行使,实现有效率地定分止争的同时,实现社会资源的更优配置。在经济理性下建立违约方合同解除制度的具体适用规则,需在《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基础上,设定合理的适用程序和严格的适用条件,明确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请求的条件,理清规则运行流程,以破除违约自由、鼓励违约的误解及实务困境;结合司法实践的有益经验,在《民法典》合同编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一个前提,三个条件”的适用规则,将违约方违约的“非恶意”、守约方守约的“不诚信”纳入违约方合同解除制度的适用条件考查之中,以防范自利最大化下的机会主义;将合同僵局设置为适用前提,将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规定为要件之一,将违约责任的承担设置为裁判的要点,以尽可能弥补有限理性带来的缺憾,实现对违约方合同解除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