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虽只有38年的历史,但却是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型期。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无年不疫,频繁的疫灾冲击着当时疲敝的社会,在传染病的肆虐下,社会正在慢慢发生着变化。本文着眼于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疫灾流行状况,结合其区域的特殊性分析致灾因子,并探讨疫灾影响下社会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在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方面,时间上,民国38年间,云贵川三省几乎年年有疫,四川省的疫灾频度达到了 100%。十年疫灾指数居高不下,疫灾广度在波动中上升,波及范围在1942年达到最大,疫灾县数呈现出显著的“双峰”状态,民国后期的疫灾程度明显重于前期。空间上,疫灾多发县沿四川盆地边缘呈半环状分布,疫灾重心虽在民国前中后期有一定的迁移,但均位于四川省内。霍乱、天花、伤寒、疟疾和鼠疫是本区的主要高发传染病,高发地除霍乱位于贵州省,鼠疫位于云南省外,其余都分布于四川省,四川省是本区的疫灾热点区域。疫灾爆发流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方面,云贵川地区整体海拔偏高,疫灾流行与海拔高程之间在0.01显著性水平下呈微弱负相关(r=-0.152),整体上海拔越高,疫灾频度越低,高发县集中在海拔500-2000米的相对平坦地带。年均温与疫灾年数成弱正相关(r=0.118),气温较高的情况下越容易有疫灾的流行,年均降水量虽没有通过相关性检验,但在耦合图中发现,年降水量在800-1200mm之间的地势低平区是高发县的集中地。河流作为当时主要的饮用水来源,通过缓冲区分析发现,距离河流越近,疫灾发生频率越高。亚热带季风气候,水、旱灾害频繁,与地震一样对疫灾具有一定的诱发机制,自然疫源地也影响着疫灾的分布,是滇西南鼠疫高发的主要原因;社会因素方面,云贵川地区山地较多,人口密集,交通便利,交往频繁的相对平坦区是疫病高发的热点区,战争除对本地疾病爆发造成影响外,病菌还会随军队和难民的迁移而扩大影响范围,少数民族聚居区特有的风俗,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灾的流行。云贵川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在抗战爆发后,因国民政府首都内迁,成为抗战大后方而得到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纷纷建立起了公共卫生行政、服务和防疫体系。快速的“畸形”发展使得各卫生机构几乎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思想上公共卫生意识渐开,政府受中央的支持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社会有识之士以科学的方法宣传防疫思想,普通民众在科学防疫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禳灾解疫的风俗习惯。虽有这一段快速的发展期,其公共卫生水平与沿海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且这一繁荣景象在抗战胜利后,各方面支撑力量的回迁,卫生事业又陷入了濒于停滞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