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两国是邻邦，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交流历史，在古代的众多文献里很容易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密切交流关系，中国对韩国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其中中国现代文学对韩国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可是由于新中国的成立，两国之间在政治上产生意识形态的差异，两国之间断交了几十年，这样在文学上接触的机会也逐渐减少。随着历史的时钟拨转到现代，中韩两国历史出现了同样的突破点，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韩两国在文学上的交流打破了冷的铁幕，为中韩两国的文学交流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机。日本试图通过占领韩国作为侵略中国的立脚点，因此中韩两国被侵略的时间有差异。但是两国在同样受到战争摧残的情况下，彼此肯定会产生同病相怜的感受。这样，中韩两国在文学方面有了新的交流。韩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已有90多年的历史，刚开始可能只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感兴趣，因而开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韩国，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韩国国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在韩国国内比较有名气的大学里基本上都设立了中文系，在中学和高中也开设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课程，让学生们从初中和高中就开始学习汉语。近来由于时代的要求，韩国与中国的交流上比较重视语言方面的研究，因此，在大学里很多中文系的名称都改为“中国语系”。在大学的专业设置方面也是如此，最近首尔比较有名气的大学里把“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都改为了“中国现代文化专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国内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越来越弱，因此本人感到伤痛和悲哀。在这样的情况下，本人在收集论文资料时欣喜地发现，韩国的高中教科书里收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资料，因而感到特别兴奋。一个国家的教科书包含着很多的含义，因为教科书不仅可以见证一个国家所经历的活生生的历史变化、社会挫折，而且还可以通过对教科书的研究窥见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韩国的教科书还蕴含了政府政策的变迁过程，政府政策的变迁都直接反映在教科书的编制过程中。因此，教科书在韩国国内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载体，学生在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可以提高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的能力，而且可以透过文学作品了解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与风俗等。因此，在学习外国文学作品时，不仅需要较好的外语水平，而且需要了解该国家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产生与作者的共鸣。本文主要涉及两种高中教科书，即《中国语》和《文学》两本教科书，这两本教科书各有特点，都收录了不少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中国语》教科书里收录的是汉语原本作品，虽然收录的作品篇幅不长，可是在学习的时候仍然需要具有一定的汉语水平。虽然一部分学校从中学就开始学习第二外语，可是基本上都是以非专业课的形式来进行，课程时间安排得不多，对学生的要求也不高。《文学》教科书里收录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虽然是韩译版，可是收录的作品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理解时需要学生对中国的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作品的选择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考察或研究，所以说教科书收录外国文学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正因为此，语言教科书里几乎不收录文学作品。此外，由于韩国教科书的特殊情况，对于收录在教科书中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管理比较严格。因此，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对于相关资料的搜集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本人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努力克服客观存在的困难，争取搜集到尽可能多的资料，同时在有限的资料支撑基础上，尽可能将所论述的问题交代清楚。本文共分为6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论述韩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以及选择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和意义，同时介绍韩国新教科书收录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以及研究对象的界定等研究方法上的各种问题。第二章和第三章详细地介绍了韩国近、现代教科书的历史。韩国的教科书深受历史和国家政策的影响，韩国的历史充满着坎坷和磨难，在教科书中或多或少地都有所反映，因此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很难对韩国教科书的发展情况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第四章主要讨论的是在韩国新教科书里收录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理由，以及韩国教科书收录文学作品的要求等问题。韩国教科书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收录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不仅要求作品要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所收录的文学作品为韩国带来的时代意义等都是教科书编辑的重要考量标准。第五章主要介绍有关收录于韩国高中教科书的中国作家与韩国的交流情况。通过梳理中国作家与韩国的交流背景，我们从中可以推测出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被收录于韩国高中教科书的理由，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在韩国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最后一章主要介绍了鲁迅在韩国文学界的地位，以及鲁迅作品收录于教科书的意义。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高峰，给韩国带来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影响，所以，韩国的高中教科书里收录了鲁迅的大量作品。实际上，在韩国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收录于韩国教科书的研究在韩国学界却鲜有其例。因此，本文在研究的范围上可能对韩国国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