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初“湖广填四川”以来,大量广东民众移居重庆,并在重庆依据地缘关系建立广东会馆。民国肇建,广东会馆由于自身的落后性和局限性,已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变化。于是1920年,一批粤籍商人在重庆成立了新的同乡组织—广东旅渝同乡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重庆城市地位迅速提高。1939年日军侵粤后,大批广东难民迁渝。面对战时重庆复杂的移民环境,广东旅渝同乡会也进行了相应的改组,增设了新的机构,增加了新的职能,旨在更好地保障在渝粤籍难民的基本权益。组织结构方面,战时广东旅渝同乡会由理监事会和全体会员大会共同领导,并于理监事会下设总务组、财务组、租务组、会计组、福利组、建设组等六组分掌各类事务。管理制度方面,为加强同乡会的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广东旅渝同乡会颁布了《广东旅渝同乡会章程》、《广东旅渝同乡会办事细则》等文件,对同乡会管理机构成员的选举、领导职能、会员的权利与义务、经费的筹集、开支等做了详细规定。会员结构方面,领导阶层基本由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人员组成,普通会员形成了中青年人为主,职业类别以商界、政界人员为主的会员格局。这一变化,既归因于社会变迁和时局变化的推动,同时也对战时广东旅渝同乡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广东旅渝同乡会作为战时重庆具有重要影响的同乡组织之一,其战时功能趋于多样化,一方面,通过救助旅渝同乡、救济家乡灾荒、协助战时重庆城市管理和开展同乡联谊活动,延续了战前的传统功能;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建设防空洞和救助旅渝华侨,又拓展了新的功能。这不仅弥补了政府救济力量的不足,又扩大了广东旅渝同乡会在战时的社会影响。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广东旅渝同乡会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社会功能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这表明战时广东旅渝同乡会从战前的传统同乡组织正逐步转变为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现代社会组织。考察战时广东旅渝同乡会的现代转型,不仅可以加深对抗战时期民间社会团体变迁的认识,而且也可以丰富重庆城市史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