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王安忆的小说作品，从早期执着于自我情感、个人经验的主观个人化表达，到热切关注社会问题、社会生活现象并进行艺术再创造，直至九十年代对人性、人的生存状态的多元化探索，不管是从主题的拣择还是叙事结构等方面，其创作风貌似乎总是扑朔迷离、游移不定的，很难找到一个精神上一脉相承的小说系统。而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王安忆一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写作姿态，而是把创作艺术能量渐渐聚积于海派市井生活题材，推出了《长恨歌》、《富萍》、《妹头》等系列佳作。在她笔下，上海市民人情练达、世故精明的人格气质跃然纸上；海派都市中那虽缺乏气度规模而考究精致、虽朴素平凡却敦实丰厚的日常生活品格更是被凸现于前景，成为寄予作家独特生活理念和价值判断的载体。当然，停留于王安忆小说创作与上海的“现时”观照，无疑是静态、平面、没有生命力的，本文以《长恨歌》为发端向前追溯，试图从作家以前的小说、散文等作品里，找到她曾经沧海而终于驻留衷情于“海派市井生活”题材的创作心理成因（即便有可能是暂时性的），从而梳理王安忆小说创作和上海一以贯之的精神感应与联络互动。同时结合作品，着重分析作家在海派都市生活“平民”与“贵族”两种文明对峙面前所作出的艰难抉择，总结归纳王安忆市井系列小说对于塑造重现上海市民品格、海派生活文化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