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国外资本进入内资银行业,我国银行的竞争状况已经从以前单一的国内银行之间的竞争,转变为国营资本、民营资本、国外资本竞争并存的局面,这种竞争现状在2006年底金融改革后更加明显。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等局部和全球性金融危机常会发生。在中国金融业环境基本开放的今天,建立完善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体系来增强商业银行稳定性,抵御潜在的风险冲击,成为银行业者和监管者的努力方向。银行在中国金融机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防范与化解风险的能力会直接影响整个金融行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甚至是整个宏观经济。要想控制银行风险,单靠政府和外界的监管恐难以奏效,银行必须深入认识风险产生的根源,从内部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层面杜绝和防范风险的发生。一方面,股权集中度和外资参股作为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部分决定银行治理的产权基础,进而影响银行风险水平。另一方面,研究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水平和外资参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有利于银行优化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基础,进而有助于改善银行的经营管理状况。本文采用32家商业银行作为观测样本。截至2013年末,这32家商业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包括其他非商业银行)总资产的约70%,能够较好地代表我国商业银行总体发展状况。样本选取时间段为2003-2013年,但由于部分银行数据缺失或个别银行成立时间较晚等原因,分析时使用样本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随机效应模型来研究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水平、外资参股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前五大股东持股比率之和及股权制衡水平来显示我国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从资本充足法出发,利用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来度量银行风险水平；在控制了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两个宏观控制变量,总资产对数、总资产收益率及存货比这三个银行控制变量后来研究股权集中度、外资参股和商业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对相关的股权集中度、外资参股和商业银行风险之间关系的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为后面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指引。接着,我们对所选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此可以粗略地看到我国银行业的股权结构、外资参股现状,为接下来的实证分析打下基础。最后,我们通过广义最小二乘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U型相关,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同时存在“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冲突,就降低不良贷款和提高拨备覆盖率而言,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最优范围位于48.2%-54.4%之间。当前五大股东持股之和低于这一水平时,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冲突占据主导地位,管理层出于自身业绩考虑倾向于高风险高收益业务活动,而提高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缓解这一冲突；反之,若前五大股东持股之和高于这一水平时,会诱发大股东“道德风险”,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下降,经营风险增加。提升股权制衡水平有助于降低不良贷款率和提高拨备覆盖率,这意味着,股权制衡水平越高,第二到第五位股东对于第一大股东的监督作用越有效,有利于避免“一股独大”导致的道德风险,从而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外资参股显著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并且随着股权制衡水平提高,外资参股积极效应表现越明显；随着股权制衡水平下降,外资参股对不良贷款率的降低作用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