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科学建制肇始于洋务运动时期,创办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既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翻译机构,也是一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式学堂,在近代中国科学建制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京师同文馆纳入科学建制化的分析框架中,将其分割为若干个有机联系的子体系,包括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建设、译介出版等,逐一分析各部分在近代中国科学建制化进程的作用与意义；通过对子体系间的对比分析和综合考察,探究京师同文馆对近代中国科学建制化的作用和影响。从历史考察的角度看,在京师同文馆成立之前,传统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经历了多次体制变革,如人才培养机制、教育内容、师资队伍等,但始终未能实现科学建制化的突破；从横向上看,传统时期中国科技和教育在体制变革、人才培养、翻译出版等方面的变革,基本上是各自为营、自成体系,相互间缺乏有机联系和信息融通,因此难以形成“共同体”。如果说漫长的传统时期为近代科学建制化形成提供了“量的积累”,那么“西学东渐”背景下洋务运动所催生的以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新式教育机构,则实现了基于规模效应的“质变”。一方面,相对传统时期的科技和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在教育方式、课程设置、西书翻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革新,奠定了近代科学建制化的基础；另一方面,京师同文馆还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首先,在学科建设方面,京师同文馆积极深化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实行“中西文化并行,人文科学并举”,发展科学教育,传授科学知识,改变了中国传统教育学科单一、未形成学科体系的状况,拉开了近代中国科学教育的帷幕。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京师同文馆克服了传统时期社会人才培养方式的机械性以及人才选拔途径的单一性,培养了一批精通西文、兼备西艺的综合性人才,为近代中国科学建制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再次,在师资建设方面,京师同文馆打破了传统“以吏为师”教师任用模式,首创聘任制,聘用洋教习到馆教授西方自然、人文知识,较早开启了教师聘任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最后,在翻译出版方面,通过师生鼎立合作编译了大量西方社会人文、自然科学书籍,培养了大批优秀翻译人才；引进石印、铅印等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出版了大量科技著作,大大推动了科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总之,本文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在深入探究京师同文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建设和翻译出版的基础上,试图揭示京师同文馆在近代中国科学建制化过程中的具体贡献。此外,结合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分析近代教育机构“救亡图存”的动力机制,总结京师同文馆的优势和不足,以及近代中国科学建制化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