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引发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这也引起了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党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缩小我国东中西地区之间的差异是我国下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战略目标之一。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收敛还是发散问题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研究，虽然在总体趋势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基本上都认同以90年为分界线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由收敛走向发散。　　那么90年代后经济之所以出现发散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发散性的决定性条件背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三种因素，也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劳动与资本、技术三因素究竟哪一项扮演者决定性的作用？该因素自身的发展又由什么驱动力所支配？公共财政政策能否对该驱动力产生影响？　　笔者通过分析比较劳动与资本、技术在经济发展收敛性中的作用发现，资本和技术单个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收敛都是起收敛性作用的，而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发散性的因素最终只能落到劳动力之上。　　那么劳动力是如何影响90年代后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发散呢？如果各地区的人口保持自然出生率和死亡率下的平衡状态显然不能对经济发展的发展起影响作用。从人口流动来看，似乎作用是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因为流动到东部的劳动力的收入返回中西部，可以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那么劳动力的流动到底如何解释地区发展发散性的现象呢？　　笔者试图解开这个谜团，通过比较分析把中西部流向东部的人口按照物质资本、知识水平、迁移目的等因素划分为两个群体，一种是纯粹受绝对工资差异引导的非定居性移民，在中国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富余劳动力、非数量技术工人等低水平劳动力，其收入自然会大多数流回中西部，虽然这有利于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异，但其收入的低层次性决定了其对地区发展之间收敛的贡献是有限的;另一个群体是受生活引导的定居性移民，对象主要是熟练工人、技术管理人才、大学生等高水平劳动力以及具有一定物质资本的人口。这类群体对收入回流的贡献是有限的，所以一般选择最终定居或移民到发达地区，享受发达地区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其收入的高层次也决定了其必然会促进流入地的投资与消费，从而进一步推动发达地区的发展。笔者对这两种移民对于区域经济发散性的影响做了相关的计量和分析，证实了以上的理论。正因为此，如果中西部地区提供相同的工资待遇，农民工一般会选择留在中西部地区，导致了近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但仅仅如此却很难吸引具有一定知识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人才的回流，因为他们更看重东部地区生活工作环境的比较优势，客观上拉大了地区差异。　　那么东部地区究竟是哪些具体因素吸引着定居性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呢？以往的分析研究通常包括地理环境、公共设施、工资水平和迁移成本等。但考虑到本文中定居性移民的特定属性——以生活引导为主导因素，本文集中分析比较东中西部区域人口流动与地方财政支出的相关性，特别是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影响。发现这些支出差距的拉大影响了地区移民的规模，进一步对地区之间经济的发展起到发散作用，验证了蒂伯特模型在中国的运用。　　由此笔者得出结论:要实现我国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发散性的现状，实现我国统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整还是主要应集中于提高对中西部地区公共财政支出的转移支付和和优化使用结构，把资金集中用于工作和人居环境的改善，构建良好的人才环境。把西部的人才留在西部，鼓励更多迁移到东部区的定居性移民“回流”到西部去，引导区域高层次人口的流动方向，扎根西部，建设西部，才可以实质性推动西部生产和消费两个市场的均衡发展，实现西部经济的自己造血，缩小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真正意义上推动西部经济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