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民族国家成员的人格形态通常是以公民的身份出现的。公民观念是近代西方社会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意识观念。中国传统的法律规定和社会观念中并没有“公民”一词,深植于人们意识形态里的是臣民观念。经过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诠释与扬弃,来自西方的公民观念被一次次地改造成为知识分子们救亡图存的工具,被赋予了不同于西方原本意义上的公民内涵。期间,来自西方的“公民”词,被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用国民、新民、人民等词汇称呼过。19世纪末的知识分子习惯用国民一词,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则用公民一词,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二者是同义的,但实质上,它们却有着不同的特定内涵。本文时间跨度较大,涉及从鸦片战争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近80年的历史,试图通过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臣民观到国民观再到公民观的转变历程分析,探讨在知识分子引导下的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以及从臣民观向公民观的过渡过程中国民观所起到的作用。本文首先追溯了近代国民观的兴起过程。在内忧外患的近代社会背景下,存在两千年之久的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臣民观念开始瓦解。在传统天下观念逐渐式微的同时,主权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日渐明晰起来,并引发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虽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中国未来社会的国家构想上有着不一样的憧憬,但他们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都认为救国需要新国民,都对国民的“奴隶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都将权利、义务、独立、自由、尚武、公德、自治等近代思想要素注入到自己理想中的未来国民内涵之中,并且都积极从事于各种启蒙或革命活动以推动理想中的国家思想、国民观念早日成为现实。本文接着探讨了近代国民观的渊源、特征和影响。“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根据日文翻译过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最后,本文论述了近代国民观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民初宪政试验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的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派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由此而奠定：国民观念正是近代知识分子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