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一生,既有跌宕起伏的政治活动,又有丰富多彩的文学生活;既有直接参政执政的前台表演,又有幕后的著述与理论建构。作为前台的政治家,梁启超的表演并不算成功;但作为幕后的政治思想家,他既有中国政治理论的最前沿开拓,亦有滞后于当时中国历史链条的匆忙追赶;作为文人政治家,他构筑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第一篇政治美学。梁启超与他所创构的政治美学,值得我们深入认真总结与反思。学术界一般认为,是王国维开创了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篇,这是站在政治与审美对立的纯美学视角研究中国现代美学。这一研究视角漠视了梁启超等政治美学家的理论创构,并不符合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现实。从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视野看,中国现代美学的转型与发展,既有政治与审美对立背离的纯美学建构,又有政治与审美的融合推进,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演变。从这一视角看,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篇,并不是王国维的纯美学,而是梁启超的政治美学。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有三种研究思路与模式:蔡尚思等人的政治阶级研究,李泽厚等人的启蒙研究,夏晓虹、金雅、方红梅等人的纯美学研究。这三种研究思路与模式虽然对待政治态度不同,但思维方式一致:都持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分离论,即将政治与审美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只不过在两者关系的认识上,政治阶级研究者认为审美依附于政治,启蒙研究者则将政治与审美进行疏离,纯美学研究者持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论。其实,政治与审美并不必然对立,它们在美好社会生活的想象方面存在着内在一致性,有着二元融合的基础与现实。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正是建立在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思维基础之上;他所创构的美学,实质上是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政治美学,这才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真正特性。从政治的内涵层面剖析,他早期创构的是党派政治美学,后期创构的是乌托邦政治美学;从政治的主体立场来看,他主要持民间政治立场,创构的是民间政治美学。只有通过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视角,才能真正把握梁启超政治美学区别于纯美学的独特性。梁启超是一位文人政治家,他所创构的政治美学,蕴含着审美、政治与启蒙的三维视野与元素。首先,梁启超的政治实践活动与政治思想的建构,内在包含了审美的思维与视角,将政治审美化了,形成了审美化的政治,他的政治美学必然具有审美的维度;第二,梁启超首先是位政治家,他的美学建构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性,他又将审美政治化了,形成了政治化的审美,他的政治美学同时具有政治的维度;第三,梁启超不仅是位政治家,更是一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体现了从传统知识范式向现代知识范式的断裂,这又决定了他的政治美学必然内含着启蒙的视角。而且,随着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几次明显转变,这三种元素在其政治美学中的配置也随之发生着变化。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以一位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政治思想家身份从事政治实践活动与政治思想的理论建构,他的政治美学中政治要素最高,启蒙次之,审美最低;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他迅速接受了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他的政治美学中启蒙要素最高,政治次之,审美最低;随着他从卢梭的民约论与革命论向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与开明专制论转变,他政治美学中的启蒙因素在消退,政治又上升为最高,启蒙次之,审美最低;辛亥革命胜利归国参政后,他主要忙于参政与讨袁等活动,基本上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活动,其时政治因素最高,启蒙次之,审美最低;随着他正式退出政坛,以在野政治家身份从事社会教育活动,政治因素消退最多,启蒙因素也在退化,审美则上升至第一位。政治美学是政治与美学的交叉学科,这门学科要走向成熟,就必须寻找到两者之间恰当的中介。梁启超的政治美学是以情感为中介的美学,创构的是情感中介论政治美学。他早期的政治美学,以情感内容与情感影响为中介勾通政治与审美;后期的政治美学,以情感生成为中介勾通趣味与艺术,再通过趣味勾通政治与艺术。梁启超的情感中介论政治美学,其合理性在于,政治情感是人的情感需求之一,指向人的社会安全与自我实现需求。但只关注政治情感,并将其作为政治与美学的中介,也使得梁启超的政治美学产生了内在危机,它压抑与阉割了人的个体情感与自然情感,抽掉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根基;同时,梁启超的情感中介论美学,只关注文学的思想与内容,并没有深入到文学艺象表达的独特性,未能真正将思想情感艺象化,从而导致将文学视作政治的传声筒。梁启超政治美学情感中介的得失启发我们,只有从情感中介推进到艺象中介,政治美学才能真正成熟,也才能真正独立。政治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要承担独立的功能。梁启超政治美学最主要的功能则是新民。从新民对象来看,维新变法时期主要是君、官、绅,同时培育同志;戊戌政变逃亡日本后,则转变为普通民众;从卢梭的民约论转向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后,其对象除了普通民众外,更有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的革命领导权的争夺;从政治家转型为在野政治家从事社会教育事业后,其对象除了普通民众外,还与政治派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派、新文化运动者的论争。从新民内容来看,维新变法时期主要是变法以及要从本原上变法;戊戌政变逃亡日本后,虽然有从卢梭民约论向伯伦知理国家论的转变,但其新民思想内容主要是西方现代国家政治学说;退出政坛从事社会教育事业后,其新民内容主要是道德救国论、国民运动论与以中补西论。从新民手段来看,既有维新变法时期传统的上书、游说的方法,也有现代的办报、办学、演讲、著述等手段,尤其是他的办报与著述,极大地刺激了现代中国人的神经,激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后来者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梁启超之所以会大起大落,根源在于他缺乏政治美学的学科自觉,他企图用文人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用政治的思路研究美学问题;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之所以徘徊不前,同样因为研究者缺乏政治美学的学科自觉,他们或者用政治学术视野研究美学问题,要么用纯美学的学术思维研究政治问题。梁启超现象及梁启超研究现象启示我们,只有走向政治美学的学科自觉,才能真正对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作出有效的考察,也才能真正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与发展作出全面的、符合中国现代美学史现实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