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比市场化定价期间(1999.8-2001.8)与行政管制期间(2001.11-2004.8)的抑价率，可以发现行政管制期间的抑价率明显的低于市场化期间。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试图从信号传递的角度入手，选择公司未来成长性作为内部信息，考察两个不同的定价阶段下，公司未来成长性这一内部信息是否通过IPO价格从公司内部传递了出来，以及二级市场投资者是否接收到了这一信息。从而解释行政管制定价期间抑价率低于市场化定价期间这一现象。　　 本文以1999年-2004年470家IPO公司为样本，检验市场化定价和行政限制定价两个阶段上市公司未来成长情况与IPO定价和首日收盘价的相关性。通过研究发现：1999.8-2001.8的市场化定价期间，IPO价格由买卖双方协商获得，IPO定价以及首日收盘价和作为上市公司未来成长性的替代变量一上市后营业收入增长率有显著的相关性，说明作为内部信息的公司未来成长性这一信息通过IPO定价而传出。这是因为：IPO定价不受行政管制，定价者可通过高的价格向市场传递公司未来成长性高这一信号，投资者通过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也能说明是否接受到了这一信号，当投资者了解到公司是成长性高的公司时，会在二级市场上给与高的价格。因此，市场化定价阶段，IPO定价充分反映发行者对上市公司的未来成长性的预期，并且作为投资者预期的反应，首日收盘价也与成长性具有显著正的相关性。而2001.11-2004.8行政限价期间IPO定价和公司上市后成长性相关性应较弱，说明IPO价格并不能充分反映发行者对公司未来成长的预期，成长性好的公司在定价时会受到行政限制，投资者也无法通过价格发现信息。因此，行政管制阶段信号得不到充分传递，IPO定价及首日收盘价不能反映公司未来成长性。　　 由于市场化定价阶段和行政管制下内部信号被传递出去的情况不一样，抑价率作为定价者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结果之一，也受到了影响。本文认为，行政管制阶段抑价率明显低于市场化定价阶段的现象可以做如下的解释：股票的价格是公司对外传递信息的桥梁，在公司未来成长性是内部信息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股票的价格来区分公司质量的好坏。市场化定价下，股票的定价能够反映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实现了传递信息的职能，投资者通过观察公司股票的定价从而形成自身的购买价格，使得开盘首日的收盘价也和公司的未来成长性显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同时，由于投资者对质量更好的公司偏向于给以更高的买入价格而使得抑价率较高。而行政管制阶段，股票的定价不能再有效的传递公司的内部信息时，投资者由于“柠檬效应”(即逆向选择)而只接受平均水平的价格，使得整体的收盘价格较之于市场化定价情况下偏低。所以反应出的现象就是在行政管制阶段，相对于自由定价阶段，抑价率更低。　　 以上的研究结果说明：行政管制定价方式下，抑价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信息的流通却遭受了阻碍，使得定价者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传递受阻，抑价率的降低是因为信息不流通而使得投资者给以股票市场的平均价，从而影响到了决定抑价率的因素-首日收盘价。行政管制虽然使得发行价格受到抑制，但更多的是改变了投资者给予的接受价格-首日收盘价，这样行政管制而获得的相对市场化定价的低抑价率使得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议价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不利于信息的传递，不利于市场的成熟发展，最终将阻碍市场的成熟化。A股市场的高抑价率的根本原因还应在于发行制度市场化程度不高，发行进度和IPO定价过程不能主要由市场选择，因而造成市场定价机制发挥不充分。反过来，IPO的高抑价率，又进一步加剧了新股严重的供不应求。因此，本文建议，进一步完善有关询价和定价机制，放宽上市公司和承销商(保荐人)在定价上的自主权，进一步实现发行进度和定价的市场化和规范化，以充分提高市场定价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