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中私募基金的日益发展,对赌协议作为一种高效而有相应保障的特殊保障条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私募股权大鳄的青睐,作为重要投资方式的对赌协议便在我国开始了蓬勃发展,进而迅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我国法律体制在私募股权规制中存在的空白,对赌协议的运用一直未能得到明确的法律规制,使得原本是价值估值调整机制的对赌协议无法得到法律强制力的保障,沦落为只能依靠社会道德和信用保证的“信誉赌”。这对于面临法律冲突和合法性的缺失后继续存在的对赌协议,无疑是最大的质疑。当社会道德中的诚实信用无法支撑时,对赌协议适用中所带来的法律问题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关于理论界对对赌协议法律性质界定、效力定性的漏洞,相关法律配套制度的缺失,司法实务中的认定和裁决,都为对赌协议的复杂性增加了困难。自2012年“海富案”以来,理论界对于对赌协议的研究呈现出井喷的态势,与对赌协议有关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对对赌协议法律性质、效力的认定以及相关的对赌条款在实务中的具体履行等方面,但是始终未能形成统一有效的法律规则,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纪要》中对投资方与融资公司之间签订对赌协议的效力也进行了具体的指示,也就终结了学术界关于对赌协议效力的纷争,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实务当中所存在的司法部门的僵化审判,监管部门监管过程中主观的禁锢,市场主体对对赌行为的过度改造以及国内相关配套制度体系的缺失,仍旧是阻碍对赌协议统一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出台的巨大障碍。基于此,笔者选定该题作为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的毕业论文成果,拟从对赌协议的适用现状、性质及相关法律规制进行探讨,以期发现司法部门在区分不同的商事主体以及不同权益间存在的对赌协议的不同效力,并通过为债权人设定相关的自救程序,降低对赌协议的风险,结合相关配套制度的引入,将对赌协议的法律规制同一化、标准化。另外,探寻行政部门能够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思考诚信与风险市场秩序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的经验,为市场主体能够在“对赌”的过程中秉承谨慎客观、理智诚信的态度进行分析建立完善的前提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