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进入了深水区，过去的三十年，我们在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中，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如今在享受到发展带来了的物质文化成果的同时，社会矛盾乱象丛生，不和谐因素埋伏在经济体制内和政治体制内，现在是调整发展策略的时候了，应该强调整个社会的顶层设计，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我们的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那么未来的改革必须通过存量部分的改革才能确保我们的改革成功，这必然要重新分配利益，所谓改革就是将分配利益的手段合法化。那么对于农村积累已久的人地矛盾和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权益模糊问题必须提上日程，本文从农民“三权”抵押入手，针对农民融资难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融资能力实际上是一种收入能力，农村信贷机制实际上就是农民在当前社会下实现收入跳跃式增长的机制，利用金融杠杆非常规发展，扩充自己的财产性收入，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当前，重庆市开展“三权”抵押融资业务的银行仅有四家，且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侧重林权抵押业务，而全面开展“三权”业务的只有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截至去年底，重庆农商行凭借其覆盖全市所有村镇的1763个网点，提供“三权”抵押贷款超过20亿元，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既保证了其评估价值的公正、合理，又提高了贷款的效率。本文还思考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对农民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增强竞争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认为当前必须加快推进“三权”抵押的制度建设，完善配套措施，建立统一流转的土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