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艺术哲学来说，丹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反本质主义的声浪中坚持为艺术下定义，提出了成为艺术品的两个必要条件；其二是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回到黑格尔，提出艺术终结的命题。国内学者正是因为他后一方面的贡献而逐渐熟悉这个名字，而对他的艺术定义鲜有提及。在美国本土，学者们也往往分别关注他的这两方面的贡献，而很少探究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本文有意跳出这两方面内容提出的时间羁绊，从它们内在的逻辑理路出发，寻找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　　 根据当代西方艺术哲学的实际状况，本文认为在他的这两方面贡献中，为艺术寻找定义、解释当下的艺术现实是他艺术哲学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在这样的定位中，艺术终结命题就在作为独立贡献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意义，即它是丹托提出艺术定义的一种策略性预设。因为，以韦兹为代表的分析传统的美学家们在否定了艺术具有本质、可以定义的同时也为定义艺术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一个艺术定义必须能够回答为什么艺术品从外观上看来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第二，一个艺术定义必须能够确保不受到未来艺术品的攻击，将未来的艺术品纳入到当下的定义之中。为满足这两个要求，丹托将艺术做了两个维度的理解，即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在他看来，艺术的本质是贯串历史的一条亘古不变的主线，而艺术的历史就成为这条主线不断延伸和展开自我的过程。在展开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划分，因此出现了风格不同、外观各异的艺术品。当作为一个概念的艺术完全展开了自身，充分认识了自我，它便行驶到了一个终点，丹托认为，这便是艺术的终结。在这个终结点上，因为艺术已经展开了它所有的可能性，所以从这一刻起，艺术不再有发展。通过对艺术的这种理解，丹托就解决了韦兹等哲学家对定义艺术可能性的非难：外观的差异在于历史阶段的不同，而艺术穷尽了自己的所有可能性时便没有了发展，那么未来的艺术品就不可能逸出当下艺术定义所规定的哲学意义上的基本内涵。这种艺术观的关键是对艺术的历史维度和本质之间关系的有机处理。　　 本文根据这种定位和理解来结构全文，详细分析了他的艺术观的时代与理论语境、哲学设问、基本哲学立场、艺术终结命题等的具体内涵以及他所提出的成为艺术品的必要条件。然后，本文将目光转回到他的艺术哲学与中国本土的关系上，既介绍了丹托对中国艺术作品的关注，也比较性地澄清了国内学界对终结问题探讨与丹托本人思想的差异，为研究他的思想寻找现实意义。最后，本文指出，丹托是一位美国哲学家，他的艺术哲学思想是在美国尤其是纽约城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东西，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也是艺术发展到特定阶段一个具体地域的特定产物，这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他思想的过程中需要保持的一份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