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采取了与经济“放权”理念相反的人口“控制”政策,以计划生育的方式强制规定每个家庭的生育数量。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父母(尤其是在独生子女家庭)溺爱子女成为中国家庭的常见情形,“小皇帝”、“小公主”现象曾一度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作为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事实上,除了在同代人生活水平层面上有所体现,当前中国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还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代际传递现象。近些年来,“富二代、穷二代”等二代群体现象频现,表明我国现阶段面临社会流动不足的问题。这不免让人疑问,相继出现的“小皇帝、小公主”现象与“富二代、穷二代”现象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孩子数量减少之后,父母对子女加重的关爱是否加强了经济地位在代际间的传递?家庭规模与代际收入流动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结合我国独特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的实施是让个体能够摆脱出身的限制,相对于出生家庭状况而言实现更好的流动,还是让个体发展更大程度上受到家庭背景的制约,阻碍了代际收入流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政府控制人口的实践过程中逐渐产生并不断调整演变的,并且对不同群体存在差异化安排。一般而言,与农村家庭相比,城市家庭允许生育的子女数更少；与少数民族相比,汉族家庭受到的计划生育政策约束更严格。本文首先实证检验了计划生育对家庭规模的影响,以此对计划生育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结果发现：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显著的减少了父母生育子女的数量,缩小了家庭规模,平均而言,政策规定生育数量每减少一个,生育数量平均减小0.025个子女；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规模的缩小作用在逐渐减弱。兄弟姐妹作为家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致可以概括为：(1)家庭资源的竞争者；(2)成长中的陪伴者；(3)赡养父母的合作者；(4)成人后的互助者；(5)彼此的抚养者。尤其是在以亲情血缘关系为重的文化社会,兄弟姐妹的作用更加突出。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市场仍处于转型阶段的具体情况,兄弟姐妹对个体的影响可能要更为复杂重要。那么,家庭规模将如何影响个体呢?从人力资本角度看,一方面,兄弟姐妹是家庭资源的竞争者,家庭子女越多,教育投资越分散,个体得到的人力资本投资越少。然而,另一方面兄弟姐妹还可以弥补父母资源尤其是时间投入不足,从而正向影响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从社会资本角度看,兄弟姐妹的人力资本水平是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兄弟姐妹数量减少无疑将不利于兄弟姐妹带来的社会资本总体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由于“数量质量替代”现象的存在,兄弟姐妹数量减少有助于提高了其幸存兄弟姐妹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单个兄弟姐妹带来的社会资本水平。因此家庭规模对于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综合影响是否有利均难以在理论上辨识清楚,需要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家庭规模还将影响到父子两代人的相关性,体现在收入上即为代际收入流动。实质上,“家庭规模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与“人口数量质量替代问题”是对同一问题的分析,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基于前文,文章统筹考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两条途径,通过一个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个体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体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数理模型的推论发现,在计划生育情况下,政策允许生育数量与代际流动性负相关。依照我国的具体政策安排来看,农村地区的政策生育数量多于城市地区,少数民族的政策生育数量多于汉族,也就是说相同条件下,农村的代际流动性比城市更差,少数民族的代际流动性比汉族更差,这与既有研究相一致。然后文章从代际收入弹性的宏观角度实证考察计划生育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关系。发现：第一,总体看来,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减小家庭规模,增加了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第二,计划生育政策差异化安排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城乡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代际收入弹性差异。经测算,城乡代际收入弹性差异中的10.22%,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代际收入弹性差异中的13.78%均可由计划生育政策的差异化安排予以解释。第三,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家庭规模的作用有所不同。家庭规模缩小有利于增加低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却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对于中间收入家庭而言,家庭规模效应不再显著。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有助于低收入家庭跳出“低收入代际流动陷阱”,但也加剧了“富二代”现象的发生。我国的生育政策安排实际上暗含“富裕的地方少生,贫穷的地方可以多生”的逻辑。照顾农村地区以及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安排,实际上不仅不利于农村、少数民族的代际收入流动,也不利于城市、汉族的代际收入流动。由于家庭规模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影响不同,政府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时不应该采取简单一刀切的做法。考虑到家庭规模缩小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即使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也应该鼓励低收入者少生育。同时允许高收入群体多生育,实际上也是有利于提高社会代际收入流动的。更进一步地,文章通过构建个体层面的代际流动指标,考察计划生育对个体代际流动情况的影响。基于受教育程度构建了个体层面代际流动指标,并在此基础之上实证检验了家庭规模与个体代际流动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家庭规模显著负向影响个体向上代际流动。兄弟姐妹越多的个体,越难以实现向上代际流动。第二,家庭规模的影响存在家庭异质性。父亲受教育年限越少的家庭,兄弟姐妹的负面影响越明显,而在父亲受教育年限较高组中,兄弟姐妹的负面影响不再显著。第三,兄弟姐妹对个体代际流动的影响存在正负两种效应。在父亲受教育年限越少的家庭中,兄弟姐妹的负向效应越大,综合影响为负,即表现为兄弟姐妹越多,个体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小。而在父亲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家庭中,兄弟姐妹的正向效应越大,逐渐抵消掉负向效应,综合影响变得不再显著。由此可以推断计划生育政策将通过缩小家庭规模,增加个体向上代际流动的概率。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并且结果保持稳健。这进一步说明照顾少数民族以及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安排实际上不利于该地区个体向上代际流动。为了检验计划生育的影响机制,文章接下来通过考察计划生育对子代个人收入的影响对传导途径进行分解。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层面的“人口数量质量替代”的判断在中国是成立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有效地增加了个体的受教育年限,提高了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然而兄弟姐妹作为社会资本的作用也同时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削弱。的确,在受教育程度方面,计划生育改变了家庭子女结构,使子女从家庭资源竞争的不利局面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对于女孩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在看到兄弟姐妹的竞争效应的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兄弟姐妹对个体的正面影响,全面认识兄弟姐妹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是我国当下社会保障制度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兄弟姐妹作为类保险机制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更为突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计划生育政策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此也多有重视。研究计划生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不仅能够拓宽对政策后果的认识,丰富人口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也对人口政策调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研究问题的选择。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后果的既有研究多从经济增长与静态收入不平等的角度展开,而从动态收入不平等角度研究的较少。本文从代际收入流动的角度考察计划生育的政策后果,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第二,宏观、微观互相印证的研究方法。本文不仅从社会宏观整体的角度考察了计划生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还从微观家庭内部展开分析,进一步进行了微观层面上的检验,所得结论更具说服力。第三,对兄弟姐妹的效应作了更为全面的考虑。本文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两条途径入手,综合考虑了兄弟姐妹对个体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对兄弟姐妹效应作了更为全面的考虑。第四,对内生性的考虑。本文不论在考察家庭规模的影响时,还是在直接考察计划生育的影响时,均讨论了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从增加控制变量、选取工具变量等方面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