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包含了大量来自民间的篇章。本文的从文体和观念两个方面,来研究《诗》自下而上的跨阶层传播。首先,“诗”作为一种来自民间的文体,最初是通过何种方式被贵族阶层所接受?《诗》的文体地位又是如何一步步被提高,最终成使《诗》为贵族文化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诗篇内来自下层的思想观念,诸如爱情观、博物观之类,又是如何对上层的心理和知识结构发生影响,最终导致了那些后果?这是笔者主要探讨的问题。民间的诗最初是在娱乐场合被贵族接受的,在《仪礼》的《乡饮酒礼》、《燕礼》、《乡射礼》和《大射仪》四篇中,呈现了大量乐工歌《诗》的场景,贵族们在娱乐性的燕礼和射礼中受到民间诗乐的熏陶,这些诗篇逐渐为贵族们所熟悉,并成为表达个人情感和意见的语言工具,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和流行开来的。在春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场合,《诗》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甚至成为贵族教育的课本。与此同时,随着《诗》向上层传播,来自民间的套语也开始被贵族阶层吸收,并大量运用到贵族自身的诗歌创作中,在此过程中,一些套语的语义也发生了的变化。《诗经》某些西周末期的诗篇中出现了作者的署名,署名的意义在于,作者想借诗篇的创作把自已的名字流传下去,用周代贵族自已的话说,就是求“立言”以致“不朽”。在这些署名诗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小雅·巷伯》,它出自一个宦官之手,但是却显示出某些类似于《尚书》中的诰训命誓等高等文体的特征,这也是《诗》文体地位上升的一个表现。《诗经》中存在大量的民间爱情诗。其中奔放的爱情观传播到上层,也会影响到贵族们对性爱的看法。春秋时期,因为爱情的不节制而酿成的政治灾祸比比皆是,因此孔子提出“放郑声”,从乐曲中删除那些过于热烈的爱情诗篇,同时在孔门内部把一些爱情诗改造为阐发美德的语言工具。《诗经》大量运用了自然物起兴的修辞手法,这展现了中国古代博物学的原发形态——一种平民性的自然知识。而春秋时期的贵族对此种博物学知识是较为排斥的。直到孔子提出《诗》有“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的功用,博物之学才依附于《诗》学,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学问。到战国时期,博物学知识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儒家构建天人秩序的重要资源。而儒家内部也出现了《尔雅》一书,其中有大量篇幅是训释自然物的,这标志着博物学成为儒者知识框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