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国际投资法的角度探讨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各个层面出现的国际投资的自由化趋势,并分析了在此趋势下中国所受到的影响及应在外资立法方面采取的对策。作者认为,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需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多边投资体系,双边的、区域的、更具灵活性的安排更能够让发展中国家更加自如的掌握投资自由化的步伐。从国内的立法实践和外资政策来看,我国应该坚持以下立场。鉴于对外资在运营阶段给予国民待遇尚未成为世界范围内普及的实践,考虑到我国的产业承受能力和国家经济安全等因素,我国不应接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晚近提出的“将国民待遇扩展到市场准入阶段”的观点。此外,探讨国民待遇问题还应该澄清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和参照标准问题。对于投资措施的减少和消除,我国的基本态度是在对外谈判中,尽量避免轻率地对外承诺取消投资措施,而在国内改革方面,则应该逐步地减少投资措施的使用,致力于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改善,不以限制性的投资措施约束外国投资者,也逐步减少鼓励性的投资措施,创造一个内外资平等的竞争环境。此外,还应对现存的外资立法的内容加以整合,有关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应剥离至《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