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进程使社会文明的物质化不断加剧,台湾当代女作家朱天文也日益感受到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对其内心深处“士”的情怀的强烈冲击,本文探讨的就是她的创作中“士”之情怀由坚守到逐渐嬗变的过程。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阐述了朱天文心中“士”的理念,以及影响她形成这种理念的因素。她生长于台湾的“眷村”,因而从小就侵润了儒家文化的底蕴,儒家经典书籍和父亲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推崇,让朱天文很早就树立起“以天下为己任”的经典儒家“士”的情怀。成长期拜胡兰成为师,深受其“士”应该博学,肩负起维护社会秩序,领导普通百姓的思想影响。正因“士”的天职与政治不可分割,所以朱天文的创作与台湾政治氛围紧密相连,她每一次创作的变化都与台湾政治的变革相关。第二章论述“士”之情怀在朱天文参与文学团体“三三社”时期作品中的表现。这也是朱天文传统“士”的理念表现得最直接和明显的时期。这段时期的作品主题、人物、架构都趋向单一。在表现政治题材的作品中,明显地展现了她对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天真幻想；在表现爱情题材的作品中,情爱冲突也甚少,主人公都具备完美的道德,是理想民众的代表,他们的恋爱是在创造古典、纯净、美好的大观园。第三章探讨了两个时期：电影剧作时期和都市小说时期。这是朱天文创作中“士”之情怀从原色到变异的过渡阶段,也是她对“三三”时期的理念表示怀疑并展现出内心矛盾的时期。此时,台湾民主运动不断涌现,走出校园的朱天文发现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都很遥远,而侯孝贤等人的电影中人文关怀和社会视角让朱天文感受到另外一种类型的“士”,她不再局限于“眷村”的狭窄眼光,台湾本土士绅的信仰和理念进入了她的创作。与此同时的都市小说创作使她的反思更深刻,“眷村”不复存在,社会现代化不断推进并和她最初的理想设定相去甚远,她在现代化的生活中发现了虚无的本质并渗透在其作品中。第四章分析“士”之情怀的变异,主要反映在其长篇小说创作时期。早期乌托邦式的社会、人物都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荒人”与“巫者”,“荒人”貌似是脱离社会现代秩序的同性恋者,但实质指涉的是作者自己：以“荒人”颓废的生活方式来表达对社会进程的不满,以“荒人”的内心活动表现对传统道德与价值的认同。而《巫言》中的巫者面对社会极端的物质化、商品化、综艺化所表现出对“知识”的执念,是她对社会离弃“士”的核心价值后具有悲剧意味的回望。总之,朱天文怀揣“士”的情怀进行创作,前期作品肆意挥洒其传统士大夫的社会理想,后期则像一个传统儒者顶着放浪的外观,进行内心的上下求索,这就是朱天文“士”的原色与变异,儒家底色从未改变,精英姿态从未改变,变的只是人物和故事呈现出的外观和内心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