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翻译研究中,由于作者中心论和原作中心论,译者长期处于“隐形人”身份之下,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忽视。20世纪80年代,译论界发生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曙光,译者的主体性成为中外翻译界关注的热点。而阐释学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与翻译研究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阐释学中“历史性”、“视野融合”和“效果历史”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其对主体性的关注。阐释学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作者至上和追求唯一“标准”翻译的偏见,开始认识到译者身上存在历史性的合理性,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格列佛游记》是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杰作,深受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自从首次介绍进中国以来,《格列佛游记》多次被不同的译者翻译及重译。本文选取分析了三个译本:清朝末年林纾和魏易合译的《海外轩渠录》、20世纪90年代杨昊成译的《格列佛游记》以及21世纪初王维东译的《格列佛游记》。三个译本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不同的翻译背景和较长的时间跨度使之成为较好的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研究的对象。本文从阐释学的角度对《格列佛游记》三个译本进行分析,意在解释同一作品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有不同译本的合理性,并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