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逐渐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全年海外并购案例总数从2013年的112起上升至2015年的222起,预计未来还会上升。中国企业希望通过海外并购完善产业链,降低生产成本;或者获得资源,实现互补;或者释放过多的产能,减少生产压力;或者打造国际一流品牌,实现品牌优势;或者实现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协同效应,为企业创造价值。但是,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整个并购过程中都会受到各种潜在因素的影响。海外并购能否为企业创造价值?国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实证和理论研究,然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的研究表明海外并购能为企业创造价值,为企业带来正的累计异常收益率,有的研究表明海外并购能为企业带来了负的累计异常收益率或者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中国的股市与国外的股市存在很大的差异,国外的实证研究均采用国外企业数据,近几年国内许多学者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事件也进行了案例和实证研究。本文经过相关文献的总结,发现已有研究选择的样本数量较少,海外并购的影响因素均是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因素,很少有从国家层面系统的研究对海外并购的影响。本文收集了2009年—2015年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310起海外并购事件,丰富了样本容量,且并购行业分布广泛,并购区域分布均匀。首先运用事件研究法,观察海外并购事件公告日前后的短期市场反应,即是否为企业创造价值。其次在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检验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对海外并购短期市场反应的影响,同时引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控股比例来衡量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密切度,观察其对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的调节作用。事件研究发现,海外并购决策为企业带来正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公告前后21个交易日内平均异常收益率高达3.4%,表明投资者和市场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给予积极评价,海外并购仍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回归结果表明,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越小,海外并购为企业带来的累积异常收益率越高,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控股比例越高,海外并购为企业带来的累积异常收益率越高,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性质有弱化制度距离对累计异常收益率副作用的调节效应。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前应该对自身条件和目标企业进行分析和评估,加强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综合考虑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投资环境,深入了解民族文化和公司文化的差异,慎重选择并购对象。政府应该巩固和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往来,完善海外并购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利用自身方便及时向并购企业提供信息。投资者应该认真分析并购信息,切忌盲目随大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