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革命以来，尤其是19世纪末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牛津学派奠定“宪政主义”史学传统以来，中古英国宪政一直是史学界、法学界与政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安茹王朝是英国宪政史上的重要时期，因涉及到议会产生与初步发展等重大问题而吸引了众多学者。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古英国议会进行了大量研究。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宪政主义”史学派惯于以近代民主的价值取向去解读中古议会，夸大议会对王权的制约功能。以梅特兰为代表的法律史学派试图从法律的视角来阐明议会与国王权威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界定议会的地位，希望摈除“议会主权论”的先见。以图特与克赖姆斯为代表的行政史学派将中古英国的政府机构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国王想通过他的内府及其中的部门来统治，而贵族则希望维护宪政主义的原理并强调发挥中书省，特别是财政署的作用。以格林与麦克法兰为代表的修正学派开始重视对中古英国政治实际运作状况的考察，以阐明是国王而非议会才是当时国家的政治权威。以威尔金森与莱昂为代表的新“宪政主义”史学派在承继斯塔布斯衣钵的同时，也汲取了修正学派的某些成果，力图使自己的论证更具说服力，但最终陷入自相抵牾的境地。以塞勒斯与巴特为代表的新修正学派，对斯塔布斯“宪政主义”史学传统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清算，强调中古议会乃“国王的议会”。西方学者在取得丰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种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一直深受议会与王权关系的困扰，争论主要集中在议会与王权孰高孰低的问题:“宪政主义”史学派夸大“议会主权”，强调议会对国王的制约功能;修正学派贬低议会职能，强调国王对议会的主导与支配地位。这种将议会与王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制约着议会史研究的深化，也让中古“宪政”的本质愈加显得扑朔迷离。国内方面，蒋孟引、马克垚、刘新成、钱乘旦、阎照祥、程汉大与孟广林等在论著中都对中古英国宪政进行了研究，尤其在总结中古英国政治发展特点、梳理中古英国议会演进历程、评析西方学术理路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为日后研究的拓展作了很好的铺垫。不过也应该看到，国内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深受西方“宪政主义”史学观的影响，片面强调所谓的“议会主权”而忽略了国王的主导权威，夸大议会与王权的斗争而忽略了议会对王权的支撑，拔高议会对国王的遏制作用而漠视议会对国王的依附关系。对这一倾向，虽然也有学者进行了质疑与驳正，但主要是在宏观方面提出了研究的原则、思路与方向，尚未来得及作深入细致的个案考察。另外，在13世纪议会形成的问题上，国内各家观点不尽一致。关于14世纪议会发展问题，国内学者强调的原因各异，但关于战争频仍对议会发展的影响似乎重视不够。因此，对英国安茹王朝议会政治史的研究，尚存有很大的学术探讨空间。议会的形成过程、议会发展的因素、议会的实际职能尤其是议会与王权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都需要我们全面借鉴西方学术成果，尽量掌握丰富的资料文献，做出更为接近历史实际的解读，以此来推动国内中古英国议会政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英国议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贤人会议与诺曼王朝时期的大会议，大会议由教俗贵族出席，带有封君封臣性质的私家关系色彩。13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促使大会议逐渐向议会演变。1215年《大宪章》为议会的出现及议会权力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1265年西蒙议会召集了地方代表出席，0称为英国“历史上第一届代议制议会”。1295年模范议会标志着议会正式产生。中古议会是由国王召集的由教俗贵族及地方代表（主要是骑士与市民代表）参加的议事机构，因有选举产生的地方代表参加而有别于之前的大会议，因仍是隶属于国王的封建机构而有别于近代意义的议会。严格意义上的中古议会应该包括三要素:国王、贵族与地方代表，没有国王就没有议会，而没有地方代表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议会。1265年西蒙议会尽管已经召集了地方代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1295年模范议会的样板，但当时国王被西蒙控制，议会并不是国王自主召集的。而之前国王召集的大会议，并没有地方代表出席，仍是典型的封君封臣性质的会议。1295年模范议会在教俗贵族之外，将过去尝试过的召集地方代表与会的做法确定下来。这样，过去封建贵族集体讨论国事的大会议，就因固定地召集选举产生的地方代表与会，便正式转变成具有代议制因素的议会了。　　14世纪，英国的经济变迁与社会结构变化推动了议会的发展，而频繁的战争尤其是百年战争成为议会发展的催化剂。议会召开趋于正常化，基本上每年召开一届。议会召开地址逐渐固定在威斯敏斯特，巩固了伦敦的首都地位。与会人员也日趋稳定，除了中书令等少数高级大臣外，国王的臣僚集团逐渐退出议会。教会人员中，低级教士最终脱离议会，大主教、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等高级教士一直留在议会中，并与世俗贵族一起，占据了议会的重要地位。地方代表固定为议会的正式成分，但在议会中仍处于从属地位。无论是议会的召开时间、召开地址还是与会人员，国王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议会的惯例也在发挥作用。14世纪，议会的诸项制度包括召集制度、选举制度、工作程序、组织制度与议长制度也初步确立起来了。召集制度主要包括公告制度与令状制度。国王一般都会在议会召开前40天颁布公告，并且通过颁发令状召集与会人员，对教俗贵族颁发个人令状，对地方代表则颁发普通令状。选举制度主要是各郡选举骑士代表，城市选举市民代表，最初各郡与城市都不愿选派代表，地方代表也不愿出席议会;后来随着下议院地位的提高，各地参加议会的热情日渐高涨。但当时地方代表的选举主要被贵族控制，还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议会工作程序也逐渐完善，包括开幕、陈情、议决与归档等流程。国王经常亲自出席议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摄政王、中书令、首席法官或坎特伯雷大主教等要员致开幕辞。陈情主要是议员递交请愿书，再由议会派专人处理。其中个人请愿书大多涉及私人利益，公共请愿书则攸关公众福祉。议决是议会就主要事项进行分组讨论，最后形成决议。议会还有专门的书记官进行记录，连同请愿书及议会决议，统一归档。议会在14世纪时逐渐形成两院制，教俗贵族组成上议院，地方代表构成下议院，当然，上议院占据主导地位。下议院还确立了议长制度，议长名义上由议员推选，再经国王任命。事实上，当时议长并非真正由下议院自由选举产生，国王与上议院对议长人选具有很大的决定权。议长当时也没有什么特权。通过诸项制度的分析，不难看出，国王可以从多方面对议会施加影响，可以利用议会更好地实施统治。　　14世纪，英国议会逐渐拥有多方面的职能，包括财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议会掌握这些职能并不是出于反对国王的目的，事实上也难以达到真正限制王权的效果。相反，议会为国王提供了实施有效统治的平台，因为议会的同意使国王政令更为畅通。议会逐步赢得税收批准权与财政监督权，甚至还争取税收动议权，但国王在财政问题上仍然拥有无可匹敌的权威，并且基本上都能满足自己的税收需求，主导自己的财政开支。议会在制定、维护、修改乃至废除法律方面也不断扩张权力，但国王仍然掌握立法的决定权，还可以不经议会颁布与法令具有同等权威的条例。议会作为最高法庭，也不断扩大司法权，贵族还争取到了同侪审判的特权，但国王依然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国王可以干预法官人选，还可以通过“豁免权”与“搁置权”干预司法。另外，“国王不会为非”的格言也得到充分认可，即国王本人是不能接受审判的。议会的行政权主要体现在提供建议、参与决策与实行监督等方面，但主要取决于国王的意愿，这又与当时的实际形势密切相关。总体来看，议会与国王的合作是双方关系的主流与常态，国王借助议会，强化了王国政府的公共权威。　　在议会常态运作的过程中，14世纪也出现了议会与王权冲突的一些典型个案。当然，通过具体史实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1327年事件只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宫廷政变，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宪政革命”。1376年的弹劾案源于贵族之间的派别矛盾，弹劾程序并不规范，弹劾成果缺乏保障，弹劾的宪政影响也相当有限。1399年事件则是亨利·博林布罗克利用理查德二世众叛亲离之机，实行武力篡位的结果，与反对专制统治追求民主宪政无关;这仍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并非所谓的“兰开斯特宪政革命”。　　总之，14世纪时，安茹议会已经发展成为召开日趋正常化、组织不断完善化、制度初步健全化的政治机构，并且拥有一定的财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甚至在形式上具有弹劾大臣、废立国王与改朝换代等重大政治功能。然而，如果抛开抽象的宪政原理与过分理想化的思维模式，而通过具体史实去考察议会的实际活动，我们就会发现:安茹议会并非王权的异己机构，远未发展成为国家的权力核心。表面上看，议会似乎对王权构成一定的约束，但实际上却强化了以国王为首的王国政府的公共权威。安茹议会与国王并非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顺向共生共同发展的关系。中古议会在本质上仍然是隶属于国王政府的封建机构，与近代议会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宪政主义”史学家所建构起来的所谓中古英国“议会主权”是经不起史实检验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