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性质并非单一性质,而是综合性的责任性质,受到行政、民事、刑事具体领域的影响,兼具公法与私法的特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行政、民事、刑事领域均有所体现。在行政领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主要规定于行政法、环境保护法及其单行法规中,其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包括责令恢复原状、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责令改正、代履行等。在刑事领域,恢复性司法理念被引入环境犯罪的惩治时又称为生态恢复性司法,该理念为生态修复在环境犯罪领域的适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民事领域,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关的规定主要包括绿色原则、以《民法典》一千二百三十四条为代表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条款和恢复原状。其中,民法典中的绿色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以私益为核心的私法开始关注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打破了我国私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空白。另外,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不同于恢复原状,主要体现于恢复对象,恢复标准,适用前提等方面的不同。生态环境的损害涉及公共利益且生态环境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公法规制下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存在“限期”型的规定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修复;环境执法部门执法程序简单;环境修复缺乏必要监督等不足。私法规制下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有以下困境:理论依据不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创新方式仍需完善;生态环境修复案件执行难。可见公法与私法的单独救济很难完成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修复。因而构建公私法协同的生态环境修复制度有其必要性,公私法协同治理理论为公私法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撑,公法与私法单独规制的不足与困境为公私法协同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是公私法协同下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也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一方面表现为公私法中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不畅,另一方面公私法协同视野下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定位不明。对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不畅的问题,可以从确立行政优先,司法补充的原则;厘清行政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民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位序;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入手促进民事与刑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衔接等几个方面为切入点解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衔接问题。行政、民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所以存在重叠,是因为相关部门对于行政、民事责任的作用或目的的理解模糊不清,因而可以从明确行政、民事责任的区别入手解决责任重叠的问题。另外,将生态环境修复纳入非刑罚处罚方法,明确其在刑罚体系中的位置,有利于发挥刑法对生态环境修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