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是人类社会为了呵护自然环境采取的有效措施,同时,建立起来的自然保护区也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天然实验场所。无论自然保护区建立的初衷如何,这种依靠法律和制度后天划定的区域无疑会对当地的原住民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可以说,原住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与保护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天生注定的。在自然保护区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失去了当地居民的支持,保护区的管理将举步维艰,保护区的目标也将化为泡影。如果说,建立保护区是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第一步,那么,如何处理好保护区与原住民之间的人—地关系问题,从而达到保护区的真正目的则是需要我们长期面对和思考的重要论题。天池博格达峰自然保护区坐落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境内,东天山博格达峰北麓,是新疆最早建立的保护区之一,以保护原始的温带山地系统为主要目的,生态地位极其重要。早在保护区建立之前,这片区域上便生活着以哈萨克牧民为主体的众多原住民。保护区所管辖的生态要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当地居民眼中用以维持生计的资源。近年来,保护区呈现出草场退化、天池湖面萎缩等环境问题,相应的治理措施也接踵而至,如生态移民、以草定畜、禁牧等。分析这些制度的出发点我们不难发现,管理者将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归因于当地依靠天然草场快速发展的畜牧业,认为畜—草之间存在着线性可逆的关系,减少或者切断畜—草之间的联系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处于干旱半干旱环境背景下的天池博格达峰自然保护区不但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而且对自然资源高强度依赖的社会环境也同样脆弱,管理者凭借的理论基础的合理性和制度措施的效性是保护区能否得到良好地恢复和发展的关键,这也成为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将社会—生态系统和恢复力理论引入对保护区人—地关系的研究之中,将保护区及周边社区(会)视为一个复合系统——保护区社会—生态系统。以人—畜—草之间的矛盾为主线,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找出影响保护区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外部扰动因素；通过对系统自建国以来的适应性循环分析厘清系统运行和发展的内部动因；以此为据选择替代性因子,实现对保护区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定量测算,将测算结果作为评价保护区管理制度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依据,并最终提出以建立保护区社会—生态系统良性恢复力为目标的弹性管理策略。遵循上述逻辑思路,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保护区社会—生态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主要受到了制度变更、旅游发展和气候变迁的干扰。这些来自系统外部的干扰具有不可预见性和突发性的特征。正是人、畜、草及其之间的关系在受到外部干扰后发生的改变以及适应的过程,不断塑造、影响着保护区社会—生态系统的状态和运行轨迹。研究发现,制度变更引发的生产资料产权的再分配是保护区社会—生态系统受到的最主要的外部干扰,其影响力也最为深刻。(2)保护区社会—生态系统以适应性循环的方式运行和发展。由人—畜—草之间互动作用造就的系统连通度和潜力的变化决定了系统基本状态与所处的循环阶段。1949-2011年期间,系统先后经历了三次适应性循环过程。第—循环过程,从1949年至1957年；第二循环过程,从1958年至1978年；第三循环,从1979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目前,保护区社会—生态系统正处于第三次循环稳定守恒阶段(K)的中后期。(3)恢复力不仅是保护区社会-生态系统能否保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的衡量标准,也是衡量保护区制度有效性的重要依据。研究将保护区社会-生态系统的第三循环阶段的中后期(2000—2011年)作为恢复力研究的时间范围,将保护区系统分为以牧户为代表的社会亚系统和以保护区草地为代表的生态亚系统,分别测算了两个亚系统的恢复力。发现保护区社会亚系统的恢复力自2005年开始迅速下降；保护区生态亚系统的恢复力一直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通过相关分析得出,生态亚系统恢复力的这种状态与牲畜的数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线性关系,而是体现出了与保护区的降水量显著相关性。因此,研究认为在第三循环周期内,保护区管理采取的针对牲畜的措施未能有效解决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同时,也无助于保护区生态多样性的维持和发展。(4)至此,研究认为导致保护区管理制度失效原因有两点：第一,基于平衡理论的制度设计将保护区人、畜、草视为各自独立的要素,他们之间是一种简单线性关系,忽视了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和外部干扰的不确定性；第二,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的盲目自信,忽视了当地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因此,研究从宏观区域、保护区域和牧民尺度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弹性管理策略。宏观区域尺度上以转变制度设计理念,提供政策支持为主体；中尺度上研究认为以移动放牧与建设养畜相结合优于单纯的建设养畜、小规模的草场集体产权优于以户为单位的草场私有产权、承载力管理在保护区尺度上实施比在牧民尺度上更加有效、大众旅游应该向生态旅游转变；牧民尺度上应该鼓励、促进牧户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