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而建立的一套制度安排和惯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需要在原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及货币金融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保障世界经济稳定、有序发展，国家之间贸易顺畅，并使各国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利用的新秩序。随着1946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召开，现代国际货币体系及其附属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孕育而生。从此，国际经济活动与国际贸易在国际货币体系所确立的秩序下展开了新的篇章。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金融海啸的冲击与震撼，国际货币体系承受着巨大压力，面临着改革问题。本文即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论述。论文首先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与IMF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概括，揭示了对国际货币体系及IMF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从研究方法上，采用了经济学与法学两种方法，特别是在国际经济法视域下研究这一问题。因为本文的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法，它是国际经济法中的一个部门法，虽然在国际经济法的诸部门法中资历较浅，但是因为祸及全球的金融海啸的发生，其近来的发展却格外引人注目。论文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1946-1971）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IMF的建立进行了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设定了IMF的运行机制与活动规则，并且建立了特别提款权与货币备用安排这两种国际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这标志着国际金融法的诞生，也为其的发展以及我们要论述的改革问题埋下了伏笔。论文详细阐述了“后布雷顿森林时代”（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国际货币体系与IMF的发展。由于二十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固定汇率制度不能满足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IMF对原有协议条文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新的框架协议。为保障新框架协议的遵守与执行，即货币可以在围绕黄金的票面价值的有限范围内波动，浮动汇率制度下IMF监控的相关机制得到的逐步完善。IMF妥善处理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6-1999年俄罗斯经济危机以及2000-2003年阿根廷政治经济危机，在应对与处理区域经济危机中，IMF自身组织规则与制度框架也不断演化并得以改善。进入21世纪，国际货币体系遭到了新的挑战，最明显的是2008年发生的金融海啸。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有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二者之间有体制上的因果关系。当前国际货币领域矛盾主要体现为美元霸权和其他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并产生了畸形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式。美国是国际货币制度中的特权国家，其对货币特权的滥用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约束，将会阻止合作博弈的进行。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格局，首先需要在合法性和有效性方面对IMF进行改革，使其真正能成为代表所有成员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在IMF的合法性方面，超过6%的份额转移给新兴市场化国家，但是，只有投票权的有限提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打破IMF相关制度被发达国家控制的局面。论文对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总体战略框架与具体战略部署，以及中国参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重构能够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与展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在IMF中的份额在这次改革中也跃升至第三位，随之我国的话语权也有所增强，但是还是远远不够。中国应当在经济全球化与本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就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乃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既有赖于中国的继续发展，也需要中国在构建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和IMF的改革中有更多，更积极的参与。作为一个日益成熟的国际金融机构，IMF已经肩负起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展、协调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金融活动的重要职责。国际货币体系及IMF，不论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还是在应对当今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挑战下，应该通过自身规则的完善与法律制度的强化，进一步规范和约束国际贸易与经济活动。制度强化是国际货币体系与IMF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亟需强化的是跨国金融监管体制与机制，同时，国际金融组织改革——规则与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也是重要的方面。合法性与有效性，应该是这两方面改革的关键问题和贯彻始终的目标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