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下全球范围内频频发生的家庭暴力,各国都推出干预举措、完善制度建设。相较而言,美国在反家庭暴力方面取得的成就较为突出,究其原因,与其在防治家庭暴力的历程中重视观念更新有关。探寻美国家庭暴力防治观念的演进,发挥防治观念的指引作用而非完全依赖于法律移植,对当下我国家庭暴力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美国联邦法院和部分州法院有关防治家庭暴力行为的判例为研究对象,梳理美国家庭暴力防治观念的演进过程,为我国反家庭暴力提供建议。美国家庭暴力防治观念的演进过程可以分为19世纪中叶前期、19世纪中叶后期、20世纪后期与21世纪初期四个阶段。在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法院认为丈夫暴力惩罚妻子是家庭内部的正常训诫行为,国家公权力比较尊重家庭隐私权。布拉德利案为该时期的代表判例,通过分析可发现该案体现了美国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认为家庭暴力合法合理的观念。法院对丈夫惩罚妻子的行为持宽容的态度。在19世纪在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促使下美国法院对家庭暴力的传统态度发生转变,形成“家庭暴力是犯罪”的观念。富格姆案经分析可体现国家废除丈夫对妻子惩戒权的思想与实践。理查德案经分析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家庭暴力的漠视。20世纪后期,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爆发与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使美国认清了公权力是防治家庭暴力的强劲力量,公权力强制干预家庭暴力的观念盛行。翠西案体现了警察强制介入家庭暴力的观念得到传播与发展。进入21世纪,美国干预家庭暴力的态度转变为公权力介入应保持克制,这在杰西卡案的分析中亦有所体现。同时,美国也对家庭受害者与施暴者本身的权利进行更多思考,这是一种回归受害者与施暴者本位的观念。分析芭芭拉案,可发现其体现了美国关注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与关爱;分析施暴者持枪权的枪支管理案,可发现该案体现了限制施暴者权利的取向。美国家庭暴力防治观念的演进启示我国应坚决防治家庭暴力,公权力介入要在强制中保持克制,也要以当事人权利为导向,以高度重视对私领域暴力的抵制与以当事人权利为本作为防治家庭暴力的核心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