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的理论工作者在研究当下的中国问题时,容易把眼光放在时下的社会结构、制度、运行机制,而忽略了其历史形成过程,这种忽略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从新中国的建立到三年灾荒结束,这段历史可以看作是目前中国社会结构、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形成时期,本文主要以处于皖北的卢村为中心的地区为个案阐述新的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剖析国家政权主导的城乡分治社会结构的形成历史,以及国家和底层社会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上的差异。以卢村为中心的皖北农村在建国初期的十几年里所经历的变迁是在整个国家的大变迁中发生的,也是国家变迁在社区的投影。 新国家政权建立后,卢村从一个处在各种政治势力包围中的农村社区,逐渐变成了新国家控制下的有组织性的细胞。国家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把政权导入基层,加强了对乡村的控制,而广大乡村的农民则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从一个力图自由发展的个体农民变成为一个在集体束缚下的社员,但同时也得到了国家的保护。随着集体化的发展,国家的保护功能日渐弱化,汲取能力逐渐增强,农民对国家的忠诚和信赖程度逐渐减弱,要求摆脱集体控制,自我发展的意识逐渐觉醒。因此,干部特殊化、多吃多占、浮夸命令风、私分瞒产、农民偷偷摸摸、出工不出力等变态现象在集体化过程中一再出现。在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大集体不如小集体,集体不如单干的思想,个别地方还把这种想法偷偷地付诸实践。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在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