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交流与文化渗透使企业的经营环境日趋复杂，企业战略不断受到挑战，企业间的竞争从产业技术创新和资源要素能力建构发展为对各国制度合法性的遵循过程。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使企业的制度环境成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基础(M.Peng，2006)。越来越多的企业依赖于制度环境的特征来决定组织的行动1。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一致性决定了企业生存的合法性、稳定性、资源和生存的可能性(Mayer&Rowan，1977)，这种趋势使企业使命与制度环境的运行逻辑契合程度成为绩效关键③(Ruef&Scott,1998)。　　使命陈述阐述了企业存在的理由，是企业战略和日常决策的重要指导原则(David,1989; Irland&Hitt，1992)。在企业的战略与绩效关系上，使命陈述的作用不容忽视。首先，使命愿景、目标与目的定位了企业的产业竞争发展方向;其次，价值观和利益相关者传递着企业的价值信念，凝聚企业精神，形成企业独特文化，创造了企业独特能力;第三，使命与制度环境运行逻辑的一致性决定了企业的合法性(Ruef&Scott，1998)。然而现有关于使命与绩效关系的研究大多关注使命陈述包含的要素特征及其对战略绩效的影响，而如何通过使命陈述表达企业对周围制度环境的遵从，以及从使命陈述建构对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和社会绩效的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受到重视。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企业间的竞争不仅反映在经济成长力上，更体现在受企业信念和价值支撑的企业对周围环境的持久影响。那么有哪些具体价值和信念要素影响着企业对周围环境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治理原则和战略目标，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关系？外部的制度环境又是如何塑造企业使命进而通过使命陈述影响企业的战略与绩效？不同的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有着怎样的作用差别？这些研究无疑对企业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和企业长期的可持续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制度理论为基础，从使命陈述的企业价值、利益相关者要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分析，揭示了企业内部认知价值反应和外部管制与规范要求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研究的问题框架关系包括:(1)探索当前主导企业价值行为的企业价值观维度;以及(2)揭示企业使命陈述的价值观维度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影响;(3)使命陈述价值观和对利益相关者关切分别与企业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关系;(4)政府管制政策和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规范两种制度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关切与企业的绩效影响;(5)不同所有权结构（国有、民营）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本研究的使命价值观来自对2009-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100强中的210家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的使命陈述中对价值观的语词表述，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旋转所得出;企业使命中利益相关者要素来自对上述企业使命陈述中对股东、员工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对顾客、伙伴、社区与环境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要素的归纳分析;企业社会绩效为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企业经济绩效为样本企业2007-2010年的销售收入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销售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和净资产增长率。　　研究发现，(1)中国企业使命陈述的价值观维度包括企业对社会、环境的社会道义;诚信、正直和以人为本的道德素养;以及创新、卓越和勤俭的价值行为三个基本维度;(2)这三个维度分别对企业使命陈述对利益相关者关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使命陈述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关者要素对财务绩效的作用均不显著;(4)使命陈述价值观对企业社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4)企业使命陈述对内部利益相关者关切对社会绩效影响显著，而使命陈述外部利益相关者关切对社会绩效的影响不明显。(5)企业的管制性与规范性制度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形成具有较强直接的正向影响，对使命陈述利益相关者关切和社会绩效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6)管制政策与规范制度对国有企业与民营的影响同为正向，但规范制度更显著。表明公有权和私有权同样在社会绩效塑造上共同受到规范制度调节。　　本研究认为，制度合法性是企业价值、行为战略与绩效关系的重要引导工具。管制制度和规范制度共同形成了企业的管理合法性与技术合法性来源，并塑造着企业的价值观，使企业保持与外部环境的价值体系相一致，从而在认知上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基础，这种认知价值的产生，形成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关系治理的原则，也成为企业社会绩效的基础。企业在外部制度环境压力下，从内部的价值认知建构对制度环境提出的素质要求，通过价值认知影响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战略（识别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并配置企业的战略资源），从而创造企业的绩效。当制度环境对合法性要求较高时，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从使命陈述的要素关切会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而在企业感知到的合法性要求较低时，企业仅停留在使命陈述的语言表达上，在没有直接经济效益触动下，企业不会产生进一步的成本付出，建构新的社会绩效。本研究中企业的使命陈述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切并没有进一步形成显著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表明企业感知的制度环境压力对于合法性的需求足以维持企业的存在，因此，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行动仅停留在语言表述即可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资源，没有增进社会的总体福利。本研究对制度的调节效应测量结果表明管制和规范制度会增强企业使命陈述对利益相关者关切与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然而在这二种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社会绩效具有负向倾向。特别是二次交互结果显示，在规范制度明显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时，管制性制度的介入，降低了计量分析的正向显著性，甚至负向倾向，说明管制政策和规范制度之间存在协调的模糊问题。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或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研究从使命陈述的工具性作用对使命陈述的价值观内容和利益相关者要素对企业的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建立了使命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直接测量路径，揭示了企业使命陈述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填补了以往对使命陈述与绩效间关系测量对比分析的局限性。而此前的研究基本上从使命陈述的内容和结构进行的分析，研究方法局限于拥有使命陈述的要素成分和结构差别的相关性测量，并没有建立起使命陈述要素与企业绩效的直接关系。　　第二，增加了企业社会绩效作为企业绩效的测量范畴，扩展了企业使命作为战略管理工具的实际意义。　　第三，提出了制度环境在使命陈述与绩效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从实证测量中得到验证。　　第四，识别了在中国制度背景条件下，企业的社会道义、道德素养和行为价值三个价值观维度。拓展了制度理论认知支柱在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理论框架并提供了实证支持。这三个维度是企业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背景下，政府政策和国际规范对企业使命陈述的要求做出的响应，从实证上支持了企业为获得合法性必须保持价值体系与外部制度环境要求相一致的制度理论假设3,①(Mayer&Rowan，1977;Dimaggio&Powell，1983)。　　第五，本研究验证了企业价值体系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行为的背后支撑这一理念（Scott，1995）。从企业使命陈述对利益相关者要素的关切与企业价值观维度之间的直接效应证明，企业的三个价值观维度会直接影响企业对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管理。而此前的研究大多是从对利益相关者的规范要求(Donaldson&Preston，1995)或道德伦理视角(Jones，1995)的分析，而缺乏具体的要素成份和实证检验。　　第六，本研究检验了中国情境下，企业使命陈述对利益相关者的关切与企业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与企业经营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关切对企业社会绩效的提高有着显著的作用，而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切并不显著。另外，政府管制与非政府标准规范对促进企业在利益相关者问题管理上的行动具有重要影响。不同所有权结构的测量反应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多希望获得技术上的合法性，因此规范制度在社会绩效塑造上发挥了重要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