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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调查宫颈癌患者智谋、压力知觉、抑郁的现状,分析宫颈癌患者智谋与压力知觉、抑郁的关系,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探讨宫颈癌患者智谋的潜在类别,分析不同类别在一般资料、压力知觉、抑郁上的差异,为后续开展智谋的临床干预方案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月—2021年12月抽取两所三级甲等医院的288例住院的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智谋量表（Resourcefulness Scale,RS）、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CPS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作为调查工具进行调查。使用EXCEL2015双人核对录入数据,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Mplus8.3软件分析宫颈癌患者智谋的潜在类别。结果:（1）宫颈癌患者智谋总分为（78.25±19.31）分,其中个人智谋（44.31±12.29）分、社会智谋（33.94±8.06）分;压力知觉总分为（26.70±5.86）分,其中失控感（13.80±4.06）分、紧张感（12.90±3.66）分;抑郁的总得分范围为3～39分,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为7.00（6）,抑郁检出率为35.66%。（2）宫颈癌患者智谋存在明显的群体异质性,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分别为C1低智谋型（37.80%）、C2一般智谋型（40.00%）、C3强智谋型（22.20%）。（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χ~2=22.38）、居住地（χ~2=14.55）、文化程度（χ~2=69.66）、职业（χ~2=40.94）、工作状态（χ~2=9.63）、家庭人均月收入（χ~2=30.86）、医疗付费方式（χ~2=28.73）、子女数（χ~2=17.69）、主要照护人（χ~2=19.08）、家庭居住成员（χ~2=18.68）在不同智谋潜在类别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模型似然比χ~2=151.51,P＜0.01,宫颈癌患者智谋潜在类别在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婚姻状况、主要照护人有明显的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C1相比,年龄较小（OR=7.07）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在C2,文化程度（OR=0.12）和家庭人均月收入（OR=0.22）较高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在C2;与C3相比,年龄较大（OR=0.11）、文化程度（OR=13.04/13.80）和家庭人均月收入（OR=1.52）较低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在C1;已婚（OR=1.974E-9）、文化程度较低（OR=5.44）、主要照护人为配偶（OR=8.08）或子女（OR=14.34）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在C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4）宫颈癌患者智谋及其各维度与压力知觉及其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r=-0.51）,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r=-0.35）,压力知觉及其各维度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r=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5）不同宫颈癌患者智谋潜在类别在压力知觉（χ~2=71.93）、抑郁（χ~2=22.21）上存在差异（P＜0.05）;两两比较发现,C1压力知觉总得分及其各维度得分高于C2、C3（P＜0.05）;C1抑郁总分高于C2、C3（P＜0.05）;C2、C3两组间在压力知觉、抑郁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宫颈癌患者智谋处于中等水平,压力知觉处于正常水平,抑郁检出率较高。（2）宫颈癌患者智谋可分为低智谋型、一般智谋型、强智谋型3个潜在类别,其中一般智谋型占比最多。（3）宫颈癌患者智谋潜在类别在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婚姻状况、主要照护人有明显的特征。与低智谋型相比,一般智谋型患者年龄较小、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与强智谋型相比,低智谋型患者年龄较大、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较低,一般智谋型患者文化程度较低、大多已婚,主要照护人为其配偶或子女。年龄较小、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非已婚、无照护人是强智谋型患者的重要特征。（4）宫颈癌患者智谋水平越高,其压力知觉越低、出现抑郁的概率越低;宫颈癌患者压力知觉越高,出现抑郁的概率越高。（5）与一般智谋型和强智谋型相比,低智谋型患者压力知觉水平较高,出现的抑郁概率也较高;一般智谋型和强智谋型的压力知觉和抑郁无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