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总量小,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水平低,以致于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维持社会平稳和政治稳定为基本目标,经济发展不是其主要任务,更遑论金融发展。即便如此,经济发展也主要是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其它地方政府的对口支援。不可否认,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然而事实已经证明没有自身造血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目标很难实现,而其中没有自身的金融发展,仅仅依赖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内地地方政府的对口援助,在根本上也很难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的。特瑞哈(Terhal,1992)曾写到“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出现的失衡最终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中,有两类社会群体势必在引发的社会冲突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一类群体是经济上已然得到改善但还未满足,而另一类群体是经济地位根本没有改善或改善很微弱。当这两类群体对社会期望同时受挫而感到强烈不满时,尤其是,如果这时经济上失衡的划界恰好与地理上或民族的差别刚好对应时,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地震和社会动荡”。“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双重战略的核心叠加”、“陆上大通道的桥头堡”、“一带一路”决策中的前沿地带,新疆的战略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十余年来,在各项经济数据屡创新高的新疆,有一个事实不容回避,即:内外协调失衡与V型陷阱的双重困境。对内,新疆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相比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全国第16位跌至2013年第28位,2014年的倒数第三。对外与中亚国家相比也存在开始处于落后状态的可能性,本文经过比对发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经济都低于对应接壤同民族两国的发展水平。地处南疆、维吾尔族民众占九成以上的喀什与和田地区,其人均GDP更是远远低于中亚五国最穷的塔吉克斯坦。历史早已证明,相对指标的恶化会使社会公众忽视忘却绝对指标的改善,导致社会公众低估进而否定各种战略的实施效果,导致新疆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不同于中国内陆其它省市,也不同于中国其它少数民族自治区,“新疆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使得单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探讨社会发展,亦或是仅从金融支持角度来探讨促进经济增长都显得很单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就欠发达地区现阶段发育迟缓的金融体系而言,推动其由质到量的金融发展是能够推进经济发展的这一逻辑前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正面关系很可能会导致多重均衡,但不同的国家或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一定会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情况,这取决于不同经济增长情况所趋向的某种特殊均衡。这也表明不同金融发展政策可能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效果的不同由其经济环境所决定。一方面,新疆脆弱的生态环境、恶劣的自然条件、内部区域严重的分割性以及经济发展的低起点而导致的产业层次低、工业化程度不理想、市场发育迟缓,使得金融发展的外在支持环境恶劣;另一方面新疆金融发展的金融机构种类少、规模小、垄断程度高以及竞争力低下,呈现出相当程度的金融抑制。两者的结合构成了凯恩斯—拉姆齐中的“经济停滞不前、金融部门消失的贫困陷阱”的低水平均衡。新疆金融市场的发展被纳入经济转轨与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宏观调控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以及金融安全、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变迁均会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目前的新疆仅凭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无法走出一个又一个“陷阱”,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应该作为主导力量,大力发挥政策金融的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策性金融来促进和扶持产业与地区经济迅速成长,以弥补市场金融的不足,作为市场选择的必要补充。随着欠发达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资本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单靠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扶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逐步过渡为政府引导与市场充分发挥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相结合的金融制度。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金融发展通过促进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新疆目前的“贫困恶性循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匮乏,关键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和融资能力低下。究其原因,不理想的金融中介运行效率、不协调的金融结构体系均有待于改善。对于物质条件极度贫瘠的南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地处偏远荒漠边缘和高寒边境、自然环境恶劣、民生困顿的一些自治县市,其金融发展更多的可以说是金融开发。深化沿边开放、充分发挥边境经济合作区作用、加大财政金融等各项政策扶持力度、改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生以及加强与周边地区国际通道建设是新疆目前的现实选择。加之切实执行中央政府对新疆执行的特殊优惠金融政策,消除障碍,优化其外在支持环境,以化优惠为机遇。沿边向西开放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更是地处边界的边境少数民族自治县市的发展契机。而目前次区域经济合作与金融合作都远远低于预期,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新疆金融向西开放与金融合作机制,有效推进金融开放与合作的深化,否则中国(新疆)就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金融安全是研究金融发展时无法忽略的问题,金融风险的存在源于金融的本质属性,贯穿于金融发展过程的始终,永远无法消除。在对“新疆担保圈”等金融恶性事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以目前最为突显的风险来源—影子银行体系风险为视角,对新疆的区域金融风险进行了分析。鉴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控制力,目前新疆因宏观层次因素导致区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中观层次被债务链条上关联性区域金融风险波及从而引发区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也不大。就微观层面而言,新疆重工业多是央企,轻工业多是中小企业,加之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当银行信贷运行趋紧、中小银行储蓄资金不足时,影子银行业务勃发、非法集资大案要案频频在新疆各地爆发以及房地产企业支付危机造成的冲击,在扰乱金融秩序的同时,也会导致社会信用危机,所以本文从影子银行视角出发,对其进行规模、结构和风险传导机制的分析,未雨绸缪的预防“影子银行体系”风险扩散为区域系统性风险。本文在检索文献时发现,研究新疆金融的文献虽然不少,但多为零散的对某个问题进行阐述,还没有以新疆金融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故本文试图基于金融发展的一般理论和区域金融研究的理论成果,借鉴其它国家对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的成功经验,利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手段,系统的对新疆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本文以今天的新疆、这样的新疆作为研究对象,希望能探索金融发展理论中的经济成果在典型经济体中的应用,丰富我国的区域金融研究素材。同时旨在为促进新疆的金融发展、改善和提高金融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利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金融发展的制度、模式和规范,动员其过剩的金融资源以促进“后发”经济的发展,使得欠发达的新疆金融发展具有自我完善和人为选择的现实意义。第一章以金融发展理论和区域金融发展理论为全文奠定理论框架,首先梳理了金融发展的一般理论,对金融史中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以及金融创新发展理论的要点进行整理和综述;其次,对区域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与配置理论以及区域金融发展的理论脉络进行梳理,对中国目前区域金融研究的现状进行评述。本章最后从政策先导、法律保障、与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有效的财政金融政策等多个角度介绍了美国西部大开发和日本北海道开发的成功经验,并以此为借鉴进行总结,最后得出结论: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应该作为主导力量,大力发挥政策金融的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策性金融来促进和扶持产业与地区经济的迅速成长,以弥补市场金融的不足,作为市场选择的必要补充。随着欠发达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资本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单靠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扶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资本市场的经济作用得以凸显,因此,从长远来看,应该逐步过渡为政府引导与市场充分发挥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相结合的金融制度。第二章是作为全文研究分析的背景环境,以表明金融发展政策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可能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一方面通过对新疆金融发展的区位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多角度分析,在理解新疆战略重要性的同时阐释新疆经济结构和区域结构的严重失衡状态带来的第一个困境—内部协调失衡;另一方面通过与周边接壤同民族中亚国家经济指标的对比,分析了新疆在新欧亚大陆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的第二个困境—v型陷阱。第三章为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和运行机理提供实践逻辑和实证依据。首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典型指标,同时甄选了金融支持度的五个指标进行关联性分析,拟合模型并修正模型,从而分析各种指标对gdp的贡献率;其次,利用回归方程的序数化抽象构建资金影响力模型,比对新疆和其它省直辖市的融资能力。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区来说尤其重要,说是决定性的因素也绝不为过。然而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却因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当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鉴于经济体属于非充分就业状态,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充裕而廉价,依赖这些要素资源的持续投入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当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阶段时,尤其是处于重化工业阶段时,此时工业生产的高度取决于资本形成,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一架马车。新疆目前的“贫困恶性循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匮乏,关键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和融资能力低下。第四章首先从金融发展规模、深化程度、发展效益和市场化水平等角度出发,对比了新疆同其它省直辖市的差距,对新疆金融发展进行规模分析和质量研判,其中量性指标如金融规模总量、货币化程度、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机构种类都呈现极大的单调增长,这意味着新疆金融的发展更多的表现为量的扩张;其次,从新疆各产业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利用新疆金融产业中间使用率、中间投入率等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对金融在新疆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产业关联度进行了量化处理,可以得出结论:金融保险业已逐步成为新疆经济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产业,新疆金融保险业对第三产业的依赖程度高、固定资产折旧低、物质装备水平有待提升,应该也必须得到优先发展;最后对新疆地区金融中介运行效率性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帕加罗的内生增长模型,利用新疆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与资本配置效率三个参数,衡量新疆金融中介运行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新疆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运行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合理得出结论认为:新疆的金融市场作为“银行主导型”的市场,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其运行效率不理想,近年来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倒“u”形的趋势,验证前文的观点,即新疆金融更确切的表现为金融增长。第五章对新疆地区金融结构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的数据分析了新疆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产业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变迁,以此呈现新疆金融结构的变迁;其次,采用金融规模指标、结构指标和资本转化率指标三个变量,通过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对其进行描述,以进行新疆金融历年发展协调性的测度。新疆金融结构目前的状态是在政府推动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具备外生性、跳跃性和被动适应性的特征。多年来,新疆金融结构的体系协调性并没有明显起色,伴随这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反复。其中从金融规模状况、金融结构指标与资本转化率三者之间的协调性系数来衡量,金融结构和金融规模之间以及金融结构和资本转化率之间的协调性相对要比金融规模与资本转化率的协调性要好一些。从两部门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可知,新疆金融结构的体系协调性对于本地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是显著的,金融发展体系协调性的提高对新疆经济增长是最有效的支持。第六章首先分析新疆少数民族聚集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特点以及独特的金融意识和金融行为特征;其次,选取东疆、南疆和北疆典型的30个民族自治市县的金融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因子分析,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支撑以及金融质量四个方面选取了符合实际并可获取的十五个指标,进行金融业发展总体实力的评估。就这些民族自治县市总体而言,金融发展能力不足且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地处偏远苦寒、自然环境恶劣、民生困顿的一些沿边境的县市排名均垫底;再次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信贷资产供给增加量的假设验证中央赋予新疆的特殊优惠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由于实行低利率的优惠贷款政策,推动金融资源从存款转化为贷款,有力地支持了新疆地区经济的增长。中央银行实行的特殊费用和利差补贴等政策,减轻了新疆辖内商业银行的财务负担,使其能够克服地广人稀、经济总量小,尤其是涉农银行经营成本高的困难。但在特殊优惠金融政策落实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得其效果未达到预期。第七章阐述了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新疆金融开放与金融合作问题。新疆与接壤的中亚五国开展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构造缘西边境经济合作带的起步阶段,中亚五国的快速崛起为开展新疆金融对外向西开放提供了良好机遇。但目前来看,中亚金融合作中具体的现实好处和实际利益都远远低于预期,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新疆金融向西开放与金融合作机制。在各种资源优势互补的前景下,新疆的金融开放和金融合作还存在着诸如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监管、区域内各国经济差异较大、政治目标不明确、区域内政治关系滞后、各国对区域金融合作的远景规划不明确等障碍因素。目前,国际各种势力在中亚竞相角逐,我国应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金融合作经验,积极克服障碍,有效推进金融开放与合作的深化,否则中国(新疆)就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第八章在对“新疆担保圈”、“德隆危机”、“新疆证券公司”“新疆金新信托公司”等金融恶性事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以目前最为凸显的风险来源—影子银行体系风险为视角,对新疆的区域金融风险进行了探讨,对其进行规模、结构和风险传导机制的分析,未雨绸缪的预防“影子银行体系”“在没有安全网的条件下走钢丝”。第九章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我国应前瞻性的制定整体区域金融发展战略规划、新疆也应该完善区域性金融体系的构造,并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加快与新疆金融开放与金融合作的步伐,防患于未然采取有效措施对区域金融风险进行防控等建议,增强金融发展的持续性,为推动新疆的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第六章第三节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信贷资产供给增加量的假设首次验证中央赋予新疆的特殊优惠金融政策的效率问题;第二,第八章第二节区域金融风险分析中首次对辖内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进行了测算调研和结构分析,在文献检索中可知,目前对新疆影子银行体系规模和结构进行系统阐述的文献空白,故本部分内容具有原创性。本文的难点在于首先需要大量的数据以进行实证,不同口径的数据需要重新整合和匡算;另外模型的构建、各个指标的选取、权重的设置,不可避免的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模型适用性风险。至此,笔者认为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诸如在模型实证中,如何放宽假设条件,使其更具现实意义,诸如符合南疆少数民族民众人文特征、民族心理和宗教观念的伊斯兰金融在新疆的试行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