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将郭沫若的历史小说置于中日文化互为参照的语境中，比较郭沫若与芥川龙之介所构建的复杂而独特的艺术世界，探讨其与中日文化的精神与艺术联系，透析东西方文化因子在两位作家的创作中的动态影响。 无论是就思想内涵还是美学风貌而言，郭沫若和芥川都堪称为中日文学史上最强烈最深刻的推进中日历史小说的现代化的作家之一。他们摈介了本国传统历史文学那种过分拘泥于正史的陈腐观念，充分发挥自身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对历史题材进行大胆的虚构和创造，用以表达一种意念、情感，寄托一种愿望、理想；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同于西方历史小说家将历史“传奇化”的创作方法，而是承继了东方民族“以史为鉴”的传统文化心理，以历史作为现实乃至未来的象征和暗示，以强烈的设喻性构成了作品的美学力量，使作品产生强烈的时代感，呈现出针对现实的功利效应；他们将西方近代以来盛行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与东方民族重道德的心理倾向相结合，表达了具有特定时代内涵的忧患意识；郭沫若和芥川的历史小说既深入发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根性”，以唤起人们对本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情感认同和心灵共鸣，同时，又能以科学的理念、人道的情怀和充满现代性的史识来揭示与批判其扭曲人性、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阴暗面，表现出辨证的审视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勇气和智慧。艺术表现上，他们把东方文学重情节的审美习惯与西方意识流的小说技法糅合起来，创作出一批内在的意识流动与外在的情节推进交织在一起的“心态小说”，创造性的在历史小说中实现了“意识流小说的东方化”。郭沫若和芥川不约而同都采取了一种“现代化”与“东方化”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本国历史小说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是“东方化”的价值核心和内在本质，“东方化”是“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和外在形态。 然而，过于注重政治功利的实用主义创作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作家对个体的生存境遇与生存价值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使得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缺乏一种浓烈而深邃的形而上品格，从而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整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