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政府做出多项调整区域产业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区际间产业转移是改善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现状的重要手段之一。产业转移一方面可以实现产业梯度发展,优化产业布局,另一方面可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从现实情况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资源等优势,已与中西部之间形成典型的“核心-边缘”态势。在这样的形态下,需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发展优势同时兼顾中西部的发展,就必须引导东部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然而近年在各项政策的引导下,设想中的产业转移浪潮并没有在我国东中西部间发生,相反外商在中西部的投资意愿下降,中西部承接转移产业的补贴竞争出现恶性循环趋势,大量的东部沿海企业出走海外,让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成为承接产业的新目的地。驱动这些企业投资海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东南亚等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反观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现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与老龄化的日益加重,我国的劳动力总量虽然保持平稳,但是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提出拟解决的核心问题: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是否提高了产业转移的“补贴门槛”,影响了企业的区位选择?二、如果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区际的产业转移。为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数据考察了我国产业转移和劳动力结构变化的现状;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以传统“核心-边缘”模型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发现城乡劳动力比重对区域产业转移存在显著影响,进而产生了区域产业转移的“补贴门槛效应”。进一步地,本文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与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实证结果不仅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契合了实证假设,而且研究进一步发现,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对城乡劳动力结构变动存在“逆向反应”效应,同时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空间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城乡劳动力结构变动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根据实证研究的结论,本文认为要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劳动力政策与转移导向性的劳动力流动政策以保证合理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产业的转移;同时,必须提高第二产业的转移效率,加快推进第三产业的转移以保证高效、有序的区际产业转移,最终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